賀瑞明給保護站的小藏羚羊喂奶。采訪對象供圖

“每年公休假我都在可可西里和玉樹地區。我一定要到保護站看看走失的小藏羚羊，給小羊喂一次奶，給索南達杰磕一次頭，到西寧和梁銀權喝一次酒。”襄陽鐵路公安處干警賀瑞明說，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敬重。

賀瑞明和可可西里初次結緣，是青藏鐵路剛竣工的時候。受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創辦人、會長梁從誡委托，賀瑞明前去評估給藏羚羊預留的遷徙通道是否合適。此后10余年里，他對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生態環境“上了心”。

每年7月底到8月初，賀瑞明都在遷徙通道附近觀察藏羚羊的遷徙狀態。“它們集中到約一兩百只或者更多的時候，趁著沒有汽車、火車經過，飛奔到道路對面，朝著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的方向前行”。

上世紀末，可可西里的生態平衡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土撥鼠泛濫成災，非法盜獵者大量涌入，捕殺藏羚羊。

1992年，當地成立了青海省治多縣西部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西部工委”)，藏族干部杰桑·索南達杰任黨工委書記，開展可可西里地區生態保護工作。

1994年1月，索南達杰在抓捕盜獵分子的過程中，犧牲在槍戰中。隊友們尋到他時，只見他匍匐于地，怒目圓睜，右手持槍，已成了可可西里風雪中的一尊雕塑。

索南達杰去世后，他的妹夫、時任玉樹藏族自治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奇卡·扎巴多杰主動請纓，重新組建西部工委，并成立了一支武裝反偷獵隊伍野牦牛隊，繼續索南達杰未完成的事業，帶領隊員們打擊盜獵者，為藏羚羊保駕護航。

時任青海治多縣公安局常務副局長的梁銀權，曾和扎巴多杰在一個連隊當兵，又同在治多縣公安局工作過，梁銀權不顧家人反對，追隨扎巴多杰去了可可西里。和他們一同去的還有四五名警察，以及縣上待業者和復員軍人，總共60多人。

當時可可西里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加之治多縣是全國貧困縣，沒辦法解決隊員們的吃住問題，工作舉步維艱。

梁銀權記得非常清楚，有一年冬天進山之后，隊員們發現汽油桶漏油，旁邊的掛面上全是汽油，干糧就這樣毀了大半，只剩下兩箱方便面，怎么撐過十幾天?

隊員問梁銀權能不能打只羊來填肚子。“完全不可能!”梁銀權非常氣憤地說，“我們是在可可西里保護野生動物的，我們要是為填飽肚子打了羊，這事情傳出去，我們還怎么在這個地方待?還怎么保護可可西里的野生動物?”大家只好餓著肚子、垂著頭，堅持到從山里出來。

走出五道梁以后，隊員們才吃上一頓飽飯，“這時候大家臉上才有了笑容，看起來才像個人了。”梁銀權回憶道。

冬天，可可西里極端最低氣溫可達零下46攝氏度，地表都凍實了，到哪里都暢通無阻。梁銀權說：“冬天出去10天，備上10天干糧就可以。夏天就不行了，山里面有很多沼澤地，去10天，可能備上15天甚至20天的干糧都不夠。”

“巡山的時候，我們常常用衣服打掃完雪直接躺在地上睡。有一天晚上我頭特別疼，第二天起來發現我們是在一個半山腰睡的。”因為環境惡劣，工作條件艱苦，梁銀權落下一身病，右胳膊抬不起來，腿疼得走不了路。梁銀權先后做了兩次手術，頸椎和腰椎一共打了14根鋼釘。“還有胃病、心臟病，身體內部的病沒辦法根治，只能吃藥養著”。

為了保護藏羚羊，保護可可西里的生態環境，野牦牛隊做出了很多讓賀瑞明直呼“浪漫”“有信仰”“有情懷”的事，賀瑞明稱可可西里是見證生命與信仰者的圣地。

達拉日秋、日成、扎瓦三個年輕人曾趕著羊群從青海治多縣家里出發，用了兩個月時間走到可可西里五道梁野牦牛隊聚集地——青藏公路八工區遺棄的道班里報到，并把他們的羊群——這幾乎是他們的全部財產——送給隊員們作經費。

“很多人無法理解他們的情懷，他們的內在應該說是相當浪漫，不然怎么會連羊群也不要了，一心只想加入野牦牛隊?”賀瑞明感嘆道。

野牦牛隊解散后，打擊盜獵者、守護“高原精靈”、保護可可西里生態環境的重任就落在了可可西里管理局工作人員的肩上。

“茹毛飲血”“爬冰臥雪”……和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工作人員一同巡山的時候，劉窮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是真的。

2002年，劉窮作為“藏羚羊保鏢”志愿者來到了可可西里。她在可可西里的一個月里，曾兩次和工作人員一同巡山。

工作人員不定期巡山，一般走兩三天，最長的一次走了半個月。巡山時會帶著帳篷，有時在山里開一天車非常累，到了目的地之后，沒人有精力再去搭帳篷，就直接睡在地上。“他們巡視到溫泉邊上，就睡在那兒，地上是熱的可以取暖。半夜下雪，上面濕了，就翻個身烤干。一個晚上來回翻，像翻大餅一樣睡覺”。

驅車過河時，車卡在石頭里，工作人員就下河排險。劉窮說：“他們穿的棉褲、鞋子、襪子都濕了，沒有換的，只能用身體捂干。”

饃和青稞粉是工作人員常備的干糧。到山上后，饃已經凍得硬邦邦的，很難啃。沒有水，就抓一把雪，和著青稞粉吃。沒有素菜，但他們會帶一塊生羊腿，用刀劈下肉一片一片吃。

“分給我(生羊肉)的時候，我真是拒絕吃的。”但工作人員一個個吃得都很“歡”，他們告訴劉窮，不吃的話體力會跟不上。“我不想拖累大家，就勉強吃了。羊肉放進嘴里嚼幾下就粘在上顎，舔也舔不下來，非常難受，還得用手指把它摳下來。感覺太惡心了”。

“隊員長期坐車巡山，顛簸的山路讓很多人坐骨神經、腰椎疼痛;下河撈車，患上了關節炎;吃飯沒有規律，又常常伴有胃痛。”在可可西里和工作人員一起工作、生活的經歷讓劉窮難忘，回來以后她坐不住了，“為了保護藏羚羊和可可西里，他們付出那么多，我應該為他們做點什么。”

劉窮先是辦了攝影展，展出自己和志愿者在可可西里拍攝的照片，又到大中小學和社區做了30多場關于保護藏羚羊的巡回演講。

在展出的照片里，有志愿者站在青藏公路邊，做出“停止通過”的手勢，旁邊的車上貼著“請勿鳴笛”的提示牌，引導過往車輛給藏羚羊讓路;有車陷雪中，管理局的工作人員正努力推車;還有志愿者給保護站里走失的小藏羚羊喂奶……

2004年，劉窮第二次去了可可西里。她帶著社會各界愛心人士捐贈的羽絨大衣，下水褲，還有學校捐贈的書。

2005年，北京奧運會吉祥物的原型“愛羚”在與同類的爭偶拼斗中受傷，經搶救無效死亡。聽到消息，劉窮再次去往可可西里。藏羚羊申請成為奧運會吉祥物時，大多數人沒見過藏羚羊，也不了解藏羚羊，劉窮當時聯系其他志愿者一起做宣傳科普。2011年，劉窮帶著親戚第四次踏上了去可可西里的旅途，“可可西里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

劉窮說，沒去可可西里之前，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四進可可西里之后，我的后半生就改變了。”從此以后她就踏上了環保之路，一直進行環保公益宣傳活動。

可可西里是個神奇的地方，吸引著去過那里的人。為了藏羚羊能自由馳騁，索南達杰、扎巴多杰等永遠倒在了可可西里;梁銀權變成“高原精靈”的守護者，身上打了14根鋼釘;賀瑞明說過，自己要么死在可可西里，要么死在去可可西里的路上;劉窮認為可可西里改變了她的后半生;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書記布瓊說：“可可西里就是我一生的歸宿，保護可可西里才體現了我人生的價值。”

賀瑞明問過原野牦牛隊隊員，如果現在還組織野牦牛隊，你們怎么想?他們異口同聲回答，“大哥，那還有啥說的，那還去唄。還和原來一樣，該咋干咋干。”

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才旦周在管理局后院蓋了一棟家屬樓，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和留下的野牦牛隊隊員，每人都分到一套房子，包括扎巴多杰的兒子秋扎和普措。賀瑞明經常去看望扎巴多杰的妻子和兒子，“英雄流血沒有流淚，英雄的后代生活得很幸福。”

2014年，梁銀權得知治多縣給回去的隊員安排了保安公司的工作，他很欣慰，“最起碼他們的生活有了保障。”

在經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之后，可可西里終于變成了高原動物、植被的“天堂”。

1995年，梁銀權剛去可可西里的時候，從繳獲的羊皮來看，每年盜獵分子獵殺的藏羚羊數大概是兩三千只，而當時藏羚羊的總數還不到兩萬只。

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書記布瓊介紹，通過努力，獵殺藏羚羊的案件逐年下降，2006年以后在轄區內再沒有聽到盜獵槍聲，藏羚羊種群得到了拯救和穩定恢復。

據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提供的數據，保護區境內及周邊地區藏羚羊種群數量已接近或達到6萬只，較盜獵活動最為猖獗的上世紀90年代末增加了4萬多只。“據我每年目測估計，有可能比這還要多，但最起碼不會少于這個數量。”賀瑞明說。

近幾年，青藏高原的液態降水也在增多。曾經去往可可西里的路兩邊寸草不生，山光禿禿的，現在出現了駱駝刺。

賀瑞明認為氣候是一方面原因，雨水多，土地變肥沃，更適合植被生長，但更多的是藏羚羊種群擴大以后，烏鴉、老鷹、狼、藏野驢、高原鼠兔、藏狐、棕熊等高原動物越來越多，它們共同維持著當地的生態平衡。青藏公路沿線常可以看到藏羚羊及其他野生動物采食、嬉戲、活動的場景，成為青藏線上的一道亮麗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