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許會為學術不端賠錢 學術不端帶來的不只是身敗名裂，更嚴重的也許要付出上億元的代價。

據美國《科學》網站報道，今年3月25日，杜克大學波茨-康德學術造假案宣布以和解告終，杜克大學將向聯邦政府支付1.125億美元賠償金，同時還要向此次造假行為的舉報人支付3375萬美元作為獎勵。

這起從2013年開始露出苗頭的學術造假案，7年之后終于落下了最后一只靴子。

杜克大學被罰的依據是《虛假申報法案》。近些年，美國政府平均每年都能憑借這個旨在鼓勵普通民眾舉報騙取聯邦政府資金行為的法案，收繳35億美元的罰金。但是杜克大學背上的這項罰金，顯得與眾不同——以前處罰的主要領域在保險、醫療、軍工生產以及銀行房貸，而不是學術領域。

學術不端一直是學界的心頭恨，但處罰方式視情況而定。美國誠信研究辦公室網站上的案例顯示，大多學術不端行為由于當事人良好的認錯態度，被悄悄撤稿、改正，并沒有涉及巨額賠款或刑事處罰。

曾有學者被誠信研究辦公室發現修改圖像和數據后主動承認錯誤，并聯系期刊更正數據。由于認錯態度良好、補救措施及時，誠信研究辦公室最終決定，對其進行1年的監督，1年之內，此人不得參與任何美國公共衛生署支持的研究，且必須提供自己研究數據、程序、方法的準確報告。

這樣低調的處理方式可以消除對學者和所屬機構的不良影響，如果不特意打開誠信研究辦公室的網站查詢，人們幾乎不會得知事件的詳情與進展。

但是“重刑”不失為一個讓人們提高警惕的好辦法。在關注度高的幾場學術不端案件中，也有學者被投入了牢獄。

韓國生物學家黃禹錫偽造多項研究成果以及洗錢，被判處有期徒刑18個月，緩刑兩年。從“國寶”到“國恥”，黃禹錫事件促進了韓國生物學研究監管制度的發展，使民眾對待科學研究的態度更加理性化。

在學術不端的處理上，一些發達國家形成了經驗。在美國，一旦發現學術不端，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將通過評估、質詢、調查、裁決和上訴等程序來確認違規，如果涉及刑事犯罪，會移交司法機關處理。英國也專門成立了研究誠信辦公室，聲明：學術行為的主要責任人是研究者個體，組織機構有保證研究行為良好的直接責任，經費提供者也有保證賬目體系正確的責任。

為防患于未然，英國研究誠信辦公室指出，研究資助者應當要求研究機構任命一名資深人員來擔任研究誠信執行官，研究機構需要建立有效的防止和檢測學術不端的系統，以明確研究者報告不端行為的責任、保護舉報人。

幾乎所有學術機構都會在行為準則中列出學術不端的定義與校內懲罰措施，并且組織人員定時對研究展開內部審查，核對研究數據、程序是否得當。但是，核實過程需要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資源投入，這時，同行監督就顯得尤為重要。

近年來，生物醫學領域學術不端事件頻發，據一篇刊登在《科學家》雜志上的論文分析，這是學術界“金錢至上”觀念導致的后果。在這種文化中，收入比研究更受重視，創收較少的基礎科學便遭到排擠。相關研究機構和研究員都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他們很難獲得大學的運營預算，必須自己支付研究資金。有些人甚至以“租金”的形式向母校支付學費。職位與資金短缺帶來的焦慮削弱了研究者們的耐心。許久不出成果時，難免有人在數據與圖像上動手腳，以取得理想的研究結果。

而基礎研究受控因素較多，實驗室污染等因素很容易拖慢研究進程。不幸的是，許多缺乏經驗的捐助者對基礎研究缺乏耐心，于是，為了迎合捐助者，研究者會用研究數量取代質量，撰寫夸張的籌款報告，甚至發表虛假學術成果。

目前學術界用于評價學者水平的最流行方法就是看發表論文的期刊的影響因子、論文數量和引用率。這種簡單粗暴、通過數論文及刊物影響因子等來評價一個人的學術成就的評價機制，無形中促使少數人鋌而走險，采取學術不端手段獲得在高影響因子刊物上發表文章的機會。換句話說，“有影響力”的成果取代了正確的成果。

同時，“全球化競爭壓力”也觸碰著發展中國家學術研究者的神經。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坦納·卡姆斯指出，由于受到“全球化競爭壓力”與“國際性標準化趨勢”的影響，各國紛紛投身于各式各樣的國際性評價。這種國際競爭間接造成了更大的論文發表壓力，加之互聯網時代資料獲取更為便利，各國學術不端現象便頻繁發生。

清除學術界“貨幣文化”污染、建立健康的科研秩序長路漫漫。以穩定合理的薪酬制度取代現有的各種頭銜和相應的物質待遇能夠提升學者的耐心和穩定程度。建立合理的同行評議方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查重系統、圖像造假識別系統的升級也可以使學術造假行為無所遁形。

但是，最重要的也許是自覺。畢竟，登上“撤稿觀察”網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