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全面實行立案登記制、基本解決執行難之后，著眼破解訴訟難、方便群眾訴訟，經過兩年奮戰，全國法院構建起中國特色一站式多元糾紛解決和訴訟服務機制，為群眾解決民商事糾紛提供菜單式、集約式、一站式服務，提供多樣化糾紛解決方案和權利救濟渠道，促進矛盾糾紛公正、高效、實質性化解

截至2020年底，3502家法院全部實現與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對接，調解平臺應用率達100%。平臺入駐調解組織32937個，調解員165333人，累計調解案件超過1360萬件，平均調解時長23.33天。

這是記者近日從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布會上獲悉的。發布會上，最高法聯合全國總工會、中國僑聯、國家發改委、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同發布人民法院調解平臺應用成效以及《中國法院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報告(2015—2020)》。

更多糾紛在訴前就得以化解

2月18日一大早，安徽銀佳律師事務所王律師來到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訴訟服務中心律師調解工作室，通過音視頻調解系統，對周某與繁昌某礦業公司合同糾紛案進行訴前調解。

打開人民法院調解平臺網頁，“提交糾紛”的圖標十分醒目。當事人輸入糾紛信息，很快便有專人接受咨詢、進行評估，指導當事人選擇解紛方式。適合調解的，進入“申請調解”環節;適合訴訟的，進入“申請立案”環節。調解成功的，申請司法確認;調解不成的，再回到“申請立案”環節，進入訴訟程序。

“訴前調解成功案件越來越多，使得更多的糾紛尚未進入訴訟程序就得以化解，大量訴前調解成功案件自動履行，矛盾糾紛在基層得到有效化解，大大減輕了人民群眾的訴累，充分緩和了社會矛盾沖突，有力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最高法立案庭庭長錢曉晨說。

《中國法院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報告(2015—2020)》顯示，人民法院調解平臺自2018年2月28日上線3年多來，調解組織數量、調解員數量、調解案件量、在線音視頻調解量均呈逐年大幅增長態勢。

2018年、2019年、2020年調解組織數量分別為1264個、22014個、32937個，三年增長了25倍;調解員數量分別為13791名、85003名、165333名，三年增長近11倍;訴前調解成功的民事案件數量分別為56.8萬件、145.5萬件、424萬件，三年增長了6.5倍;在線音視頻調解數量分別為2917件、16649件、1011181件，三年增長了345.6倍。

2020年，平均每分鐘就有66件矛盾糾紛在人民法院調解平臺上進行調解，不到兩秒鐘就有一件案件成功調解在訴前。

錢曉晨說，人民法院調解平臺最大限度提升解紛效能，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解紛需求，為百姓解憂，讓正義提速，更好服務和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讓調解“掌上辦”“指尖辦”

2020年4月16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后不久，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法官通過線上庭審成功調解一起涉湖北企業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一方當事人在北京，一方當事人在湖北十堰。按照傳統模式，雙方都得到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參加庭審。為真正做到疫情防控和執法辦案“兩不誤”，法官決定通過人民法院在線調解平臺組織雙方進行調解。經過4個多小時的溝通與協調，雙方最終在線上達成調解協議，法院隨后向雙方送達了調解書。

在疫情防控期間，各級人民法院通過調解平臺為當事人提供不見面、一站式的“云上”解紛服務，2020年2月至4月這3個月新增音視頻調解量是2019年全年的3.5倍，實現了糾紛化解不停擺、公平正義不止步。

“我們加快與中國移動微法院、律師服務平臺、審判流程管理系統、‘道交一體化’平臺、國際商事法庭‘一站式’糾紛解決平臺等系統對接。” 錢曉晨說，通過打通各平臺之間信息壁壘，實現一個入口服務當事人和調解員，方便全流程、全時空、一站式在線開展咨詢評估、音視頻調解、司法確認、網上立案、一鍵歸檔等事務，讓調解“掌上辦”“指尖辦”。

為了實現調解案件全程留痕、可視監管，最高法要求各級法院對導入平臺的全部訴前調解案件實現編號管理，并明確30日調解時限。規定時限內調解不成，且當事人不同意繼續的，直接轉入立案系統，堅決防止“偽造調解”“久調不立”等問題。同時，調解平臺提供全程錄音錄像留痕功能，確保在線調解工作可查詢、可追溯、可監管。

最高法司改辦副主任劉崢說，“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維，并不意味著任何糾紛都要“打官司”，而是應當激發社會自治、自主、能動力量，暢通訴訟外解決糾紛的渠道，為當事人提供更便捷、更高效、低成本、跨地域的多元解紛方式，保障人民群眾在解紛方式上的參與權和選擇權。

形成基層矛盾糾紛源頭治理網絡

2021年春節前，湖南省鳳凰縣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依托人民法院調解平臺，成功調解了一起農民工勞務糾紛，促成16名農民工與對方達成調解協議，并及時進行司法確認，保障了農民工安心回家過年。

2018年，唐某承包了鳳凰縣木江坪鎮通村公路護欄工程，雇用龍某等16名農民工為其做工。其間唐某一直拖欠農民工的工資達兩年之久。農民工無奈之下向法院提起訴訟。由于案件涉及人數較多、金額較大，為確保公正高效調解到位，城郊法庭在征得當事人同意后，立即依托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啟動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采用訴前調解中委托其他組織進行調解的模式，將案件移送至勞動保障部門調解組織進行調解，最終促成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唐某承諾積極籌措資金，于2021年6月30日前分兩期付清原告龍某等農民工的勞動報酬共計107350元。

錢曉晨介紹，為建立在線多元解紛“大超市”，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完成全國總工會、中國僑聯、國家發改委、中國銀保監會、國家知識產權局調解組織和調解員入駐工作，覆蓋證券期貨、金融、銀行保險、勞動爭議、涉僑、價格爭議、知識產權等專業程度較高的糾紛領域，建立專群結合、類型多樣的解紛資源庫，充分滿足當事人各類解紛需求。

“我們與最高法合力推進訴調對接機制建設，在該機制下成功化解糾紛4.65萬件，涉及金額78.50億元。目前，已有28個銀保監局轄區的138家調解組織開展了線上調解，調解成功2.30萬件，涉及金額30.96億元。”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局一級巡視員羅青說。

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這為人民法院進一步推動在線矛盾糾紛化解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9年以來，全國45%中基層法院案件量增幅出現下降，16.6%中基層法院案件量同比下降。”錢曉晨說，下一步，最高法將加快推動人民法院調解平臺進鄉村、進社區、進網格，及時排查梳理矛盾、預測預防風險，將矛盾產生的“前端”與糾紛解決的“后端”通過信息化手段進行互聯互通，實現全程在線運行，形成基層矛盾糾紛源頭治理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