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以片段的方式理解事物，最小的片段。

不是“她走了”，而是她再也不會穿上那件有黃花的小毛衣，也不會再穿上那雙粉紅色雨靴。

她在學校的小置物柜，那個放著她粉紅色背包還有當周美術作業的小格子，被清空了。

我拿著她的公主雨傘，而她再也、再也拿不了了。

—— 《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

一周目時，某讕還未到朋也與渚相遇時二人的年齡；二周目時，則已經追上了他們二人的年齡；到了三周目，某讕已然超過了渚復活的年齡，在成為“無趣的大人”之路上越走越遠。

哪怕對“光玉”和幻想世界的存在意義不明所以、只能憑萬能的百度稍加理解，也不能動搖《CLANNAD》在某讕個人心目中的“神作”地位——可能這部作品一開始的受眾定位，也僅僅是圍繞著游戲玩家和潛在玩家而已，于是不惜大量使用只有玩家們才明白的設定來牽引故事脈絡——但沒想到，這部番劇竟然在游戲圈之外也火得一塌糊涂，所以“光玉”和幻想世界的穿插才會顯得不知所云和格格不入。

但話說回來，好的番劇值得反復觀看，不同的人生階段也能得到不同的體悟。

《CLANNAD》是我十多年死宅記憶中為數不多的“故事發生自校園、又不僅限于校園”的作品。在一周目時，我尚且還不明白生育的危險性，以為主角自帶光環，在家里也能順利生產，從此過上一家人其樂融融的幸福生活；沒想到刀子發得利落，直接砍得剛初中畢業的我懷疑人生，從此走上愛看劇透的不歸路；二周目時，以為自己已經能承受住朋也失去渚后時不時的閃回玻璃渣，卻敗給了朋也與父親和解情節的溫柔刀；三周目時，則看著朋也“幼年喪母、青年喪妻、中年喪女”，感嘆“必然會失去”的命運。

如果說《活著》中的福貴是被時代洪流撕碎的悲慘命運集合體，那么《CL》中的岡崎朋也，則是在現代背景——醫療水平高、老齡化水平高、產婦和新生兒死亡率低（尤其是日本）——之下集不幸為一身的渺小個人。

從一開始，岡崎朋也就在失去。

在各種各樣必然的、偶然的、人為的、天意的事件中，個人命運猶如水中浮萍，在風雨編織而成的淚河中勉強漂流；飄飄搖搖數十年，最終，我們還是必然落得一個“孑然一身”的下場。

或許我們并沒有朋也這樣悲慘的人生，但當面對必然的離別時，總需要拿出相應的“對策”——

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別？

幾乎是甫一相遇，人際關系就向著“注定的離別”崩塌而去。

岡崎朋也的失去，從遇見古河渚開始：因為小渚，他逐漸敞開心扉，遇見了各種各樣有趣的朋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交集的加深，朋也與朋友們之間的友誼也逐漸加深；校園中熱熱鬧鬧的嬉笑打鬧，最后都會因為不可避免的畢業成為過去的記憶。

從為了渚專門舉辦畢業典禮的全體集合，到祝福渚安產的零星幾人的“團聚”；畢業之后，朋友們的團聚漸漸成為奢望；更有甚者，由于見面難、話題少，再如鐵的友誼，也會隨著生活的打磨，漸漸湮沒于塵世。

面對不可避免會淡去的友誼，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別？

——恐怕是，不告別。

不必為失去的友誼惋惜，曾經擁有，也是擁有。

不必為失散在人海的故人憂心，無論是誰，都只能存在于我們生命的一段時間之中，最終陪我們走完全程的，終究還是我們自己。

就任由關系泯滅于塵世吧。

在成長的過程中，人幾乎從來都沒有停止過與自己告別。

“失去自我”，好像一直是個貶義詞。

我們用“赤子之心”形容貫徹始終的正直與善良，用“少年心性”表明未曾泯滅的對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大人，則是小王子眼中“功利”“欲望”的代表，是賈寶玉口中的“魚眼珠”；人們期待“白幼瘦”“純真無暇”，莫名將性感成熟的女性與“污濁”聯系起來……

但拋卻過去的自己，真的是件壞事嗎？

某讕十三歲的日記中，一筆一劃、方方正正地寫道：“如果以后的我看到這本日記，一定會覺得很幼稚吧。”

“少不更事，人生淺薄”，是某讕二十二歲時對自己的批語。

“年少”與“輕狂”總是隱約相連，“年輕”與“幼稚”總有幾分相似。

岡崎朋也有著“不良少年”的過去，或許對他來說，“少年心性”并沒有什么值得留戀的。

在《如何科學開發孩子的大腦：智商與情商發展指南》中提到，“在生命最初那幾年，大腦神經突觸連接的數量可以達到峰值。之后，這個數量會在兒童生長發育早期逐步趨于穩定，再之后，當進入兒童發育后期和青春期階段時，突觸連接數量會被修剪掉40%。”

“青春就是用來犯錯的”這句話，看似是一句為自己開解的渾話，卻也不無道理：在我們“犯錯”的途中，大腦受到各種各樣“新鮮”的刺激，為之后大腦神經突觸的穩定存在奠定了基礎。我們通過走彎路和犯錯，跌跌撞撞地，無意間明白了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是親友需要的、什么是社會需要的，從而走上“適合的道路”。

但同時，“大腦最先成長好的部分也是在之后最難被改變的部分”，在我們無法選擇的原生家庭中成長，都會受到或好或壞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可能以潛意識的形式，會伴隨我們一生。

早于邏輯能力成長起來的，是大腦對情感的處理能力；而形成的處理情感的能力，直接奠定了兒童未來學業表現的能力基礎。

在被忽視甚至被虐待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大腦邊緣結構（特別是杏仁體和海馬體）往往會發育得比較小，并且功能不正常。這些孩子通常會變得過度警覺——他們經常對周邊環境中的潛在威脅充滿警惕，并且會額外關注可以滿足類似食物、安慰和陪伴等基本需求的方法。他們從新信息中學習的能力會減弱，因為他們自然而然地會將更多精力聚焦于滿足更多的基本需求。

而成年人們對情感的處理早已成為了下意識的反應；也渾然不知自己對情感的處理方式，會影響到需要自己“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的工作和學習——若將生活、工作和學習人格化，我們會選擇怎樣與他們相處？

與女兒和父親和解之前，某讕能觀察到，岡崎朋也處理情感、處理工作的方式，其實一直都是負面的、“傷痛型”的：畢業時，他滿心想著的并不是“找個好工作，給渚一個更好的未來”，而是“我要是能留級，陪渚一起畢業就好了”；向渚求婚，并不是水到渠成、被鮮花和掌聲簇擁的，而是以“父親被捕、無法升遷，人生昏暗、只有小渚”為背景的；被問到“做父親是什么感受”，他的回答不是類似“愛情和責任的結晶”，而是“不知道”“就這樣自然而然發生了”；失去渚之后，他將自己封閉起來，把女兒丟給岳父母撫養，用無止境的工作逃避沒有渚存在的現實。

和小汐旅行之前，朋也并不只是忘不掉渚，也是一直沒能跟自己告別。

面對過去的自己，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別？

——恐怕是，將自己重新生養一遍。

倒也不必如某讕一樣將自己過去的觀念、想法、喜好、取向等打得粉碎，再一點點拼湊起來捏出一個歪歪扭扭的“新的自己”，這種做法非常極端，危險性極大。

面對已經不可改變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類似岡崎朋也這樣的人們能做的，只有通過刻意練習，正視自己的痛苦，理解他人的痛苦，最終讓如同刺猬一般的回避型情感思維、想要掌控一切的焦慮型情感思維、時而焦慮時而回避的混亂型情感思維，轉變成柔軟、包容的安全型情感思維。

就這樣生養一個新的自己，再去建立新的生活吧。

這兩周是某讕較為難熬的時間段。

遠在400多公里之外、比某讕大一個甲子的祖母，抱著想要“走遠一點”的想法，自己跑去記憶中的老店買東西，卻因老店早已搬遷、被人指迷了路，最后體力不支，摔倒在鮮有人經過的地方，足足躺了一個多小時，才被人發現。

遠在1000多公里之外、比某讕大半個世紀的外婆，則突然因為心臟和肺部的疾病住了院；從母親和外公的通話中，了解到外公已經開始看墓地的選址。

而愈演愈烈的疫病，讓出行舉步維艱。

看不見的通訊電信號懸起了心又放下，我們只能在她們中氣十足的“沒什么事”中尋找片刻安慰，又只能用“打錢”的方式盡些許微不足道的孝心。

父親和叔叔伯伯聯合起來討伐祖母的“任性妄為”，生氣她不提需求，非要自己跑到不認識的地方買東西；而她本人則開始擺爛，“再也不出門了”“死了干凈”。

母親和姨媽舅舅則為外婆“不吃/用好東西”而大為苦惱，生氣她“總是要把東西留給孫兒”“自己瘦得干巴巴”；而她本人則開始耍倔脾氣，“就是不要”“我一個老太婆吃/用那些干嘛”。

因為讀過阿圖·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別》，我深知老人摔跤和多種病并行的“老年病”的危險性——摔跤可能是平衡能力差、肌肉乏力等機體功能衰弱的前兆，且容易造成不可逆的損傷，有些損傷甚至是致命的；只得了一種病的病人相對好治，但當面對多種病同時存在、機體逐漸衰弱、治療途中還可能會引發其他并發癥的老年人時，無論多么優秀的醫生都可能會束手無策。

生命如掌中流沙，看得見、摸得著，卻無法阻止它的流逝。

除了以“憤怒”為外殼的無力之外，我們真的不能做什么了么？

我們是不是只能眼看著她們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

——我騙不了自己，只能如實回答：是的。

即使不能立刻接受，也無法否認，確實是的。

但我們總還能再做些什么，也總還想再做些什么。

作為她們的后代，我們會以各種方式、不惜任何代價挽留她們的生命；“他們（醫生）可以給病人功效未知的有毒藥品，手術摘除部分腫瘤，如果病人不能吃東西，就給他植入飼管，總會有辦法的”。

而作為不孝子第一人的我想停下這些，聽一聽她們的想法。

對她們，對其他親友長輩，以及對我的貓，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別？

——恐怕是，阿圖·葛文德書中的“善終護理”，即，清明節時央媒提出的“臨終關懷”。

阿圖·葛文德寫道：“對于醫學工作者的任務究竟是什么，我們一直都搞錯了。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是保證健康和生存，但是其實應該有更遠大的目標——我們的工作是助人幸福。幸福關乎一個人希望活著的理由。”

我想，“尊嚴”，是老年人最想要保全、又最難保全的東西。

我們總是擔心她們是不是哪里疼、是不是餓了、需要些什么東西，卻很少去問她們“想要做些什么”。

祖母想要買的東西，去樓下或是拜托兒子也能買得到，為什么還要冒著風險走那么遠？

外婆為什么執拗著不愿意吃我們買給她的蛋白粉、不愿意住院、非要做誰都能做的家務活？

她們為什么寧可放棄健康甚至生命，都要去做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祖母曾在吃飯時對我說，因為她的牙齒不是自己的，所以嘗不出味道；年幼的我被“科普”蒙騙，認為“味覺是舌頭味蕾和嗅覺的產物”，并不能理解“假牙會影響味覺”的說法；但當我擁有了不屬于自己的牙齒之后，發現祖母的話原來是正確的——假牙真的會讓人“食不知味”。

對于“父母無條件的愛”的解釋，父母一直對我說“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就知道了”，我也曾經深信不疑；在青少年書籍清單的推薦下閱讀了《包法利夫人》后，我第一次接觸到“認為自己的孩子非常丑、感到討厭”的想法，當時大為不解，對這個情節印象十分深刻；在學校系統學習過“利他主義（Altruism）”后，我開始思考“父母愛孩子”這點，是出自身體激素的催化、自己基因的延續，還是“愛這個孩子本身”；再后來又讀過《成為母親的選擇》，我了解到即使是成為了祖母，也會有人一直在后悔“成為母親”。

人類對身體的掌控，是認識世界的基礎，是價值感和尊嚴的源泉——年齡、性別、健康狀況、語言等等，都會限制我們的想象力。

隨著衰老，人會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失去控制，價值感也隨之流逝：假牙嘗不到味道也好，走路直不起腰來也罷，“做不到微不足道的小事”，恰恰是中老年人焦慮的重要原因。祖母不保守估計自己的體力，不考慮她記憶中的老城早已變得天翻地覆的事實，自己出遠門買東西，大概是想找回對身體的掌控感；外婆執意做家務、要把東西留給子孫，也是想要證明“自己還有用”。

掌控感的失去，也是“后悔成為母親”的最重要原因：當女性成為了母親，她便不再是她自己。當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候，她的角色會被默認為是“母親”；她的日常將被孩子塞滿，她的職業生涯將受孩子影響，曾經可規劃人生道路將充滿不確定性；甚至她的情感也要被“母親”的身份左右——她不能擁有“不愛孩子”的情感。對孩子而言，“愛”是十分必要的，缺愛的孩子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而這些心理問題可能產生更大的社會問題；對社會而言，一個“不愛自己孩子的母親”，是不可理喻、值得聲討的；對母親個人而言，當意識到自己“不愛孩子”的情感時，她們中大多數都會產生巨大的負罪感，這種負罪感甚至會壓垮她們，帶來嚴重的心理疾病。

我猜測祖母和外婆作為老人，可能想要通過“做微不足道的小事”來找回對身體的掌控感，從而提升自己的價值感；同時，她們作為女性，可能也想通過自己一人出行和拒絕孩子規勸的方式，來反抗“母親”身份的束縛。

給她們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讓她們讀書和聊天，給予她們“掌控自己”的權力，大概是我們能為她們做的最好的事；在她們人生的最后，尊重她們的意愿和選擇，讓她們走得有尊嚴，大概是我們對她們最好的告別。

同時，在向親友告別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正視自己的悲痛。

正所謂“活下來的人才是最痛苦的”，事實上，從我們意識到“他們即將離開”的那一刻起，痛苦就已經開始了。

這種痛苦并不完全是如潮水般襲來的，如果只是如此，我們還更好逃脫。

它們更像隱藏在生活角落中細碎的玻璃渣，總是會在我們不設防的時候突然狠扎一下。

《海邊的曼徹斯特》中的男孩，面對父親的死，照常上學、玩音樂、和女孩子玩音樂，好像父親的死跟他沒有任何關系；但當他在冰箱里看到一塊凍雞肉的時候，突然崩潰，哭得不能自已——“我不想讓他（父親）像這個凍雞肉一樣（冷凍在太平間）”。

《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中的作者，在流產之后，需要面對的是為未出生女兒準備的嬰兒用品；失去三歲女兒的作者朋友，需要直面的是“被清空的小格子”“再也不會被穿上的小毛衣”“再也、再也沒有小主人的公主雨傘”。

父親十四歲那年失去了他的父親。如今父親已經年過半百，在看到王亞平的太空實驗講解時，還是會感嘆：“要是你爺爺活著就好了，他最愛看這些。”

小汐問“媽媽是什么樣的人”、朋也為小汐唱《團子大家族》哄睡、玩紙牌時朋也的幻想，都是埋藏在生活細節里的傷痛。

故去的人們曾經那么親密地融入在我們的日常里；他們的告別，帶走了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一部分生活；那些生活的瑣碎早已烙印于我們行動的細枝末節之中，而要與之告別，簡直比撕下一層皮來還要痛苦。

關于“告別”，某讕之前圍繞《紫羅蘭永恒花園》的劇情，寫過一篇較為淺顯的文章：

在渚去世后，朋也心中的“愛”也隨之逝去了。

他將小汐扔給秋生和早苗撫養，開始了自我放逐的道路。其中，自殺行為，是自我放逐的最極端形式之一。

朋友心中沒有愛，他活成了一座孤島，只有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而秋生和早苗，盡管痛失愛女，膝下還有一個小汐需要撫養，他們還有將孩子拉扯大的責任在身；他們本身，也還擁有對方，因為對方的存在而繼續著正常的生活。

埃米爾·迪爾凱姆（或埃米爾·涂爾干）的《自殺論》中提出“利己型自殺”的概念，其中提到，同樣年齡階層的人中，有家庭的人比單身的人自殺率更低；有信仰、特別是被迫害的信仰和不允許懷疑存在的信仰的人，比沒有信仰或是有要求思辨、充滿懷疑主義的信仰的人，自殺率更低；更注重集體主義和家庭團結的人，比追求自由主義的人自殺率更低。

羅翔老師曾經在法律層面提出過“你的身體真的屬于你自己嗎？如果屬于，那就太可怕了”這樣的見解。而在精神層面，我也在思考，我們的生命真正屬于我們自己嗎？

如果我們的生命真的屬于我們自己，那我們可能會在更加自由的基礎上，更加脆弱。

人終究是社會性動物。“自由”到極致，最終失去和他人的積極情感連接，會使人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所以，對我們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別？

——恐怕是，不要讓自己成為孤島。

當朋也接受了小汐，正式以“父親”自居，他就開啟了新的關系連接，不再是一座孤島，重新擁有了“愛”——這種愛和這種新的關系，讓他能夠與父親、與過去的自己、與渚和解與告別。

我們用新的聯系來填補生活的空缺，用新的關系來填補情感的空白，用溫柔與愛意，來面對故人的逝去，最終讓痛苦變為溫馨的回憶——大概如此，才是對我們而言最好的告別。

注：抑郁癥等心理疾病患者不適用，請尋求專業醫療幫助。

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莊子的“鼓盆而歌”，王羲之的“修短隨化，終期于盡”，無不展示了我國古代對于“死亡”的看法。

相較于我國對死亡更加哲學化和積極向上的看法，日本則擁有獨特的“死亡美學”，太宰治和川端康成就是其中比較典型的“藝術家”代表；而歐美可能更傾向于將死亡看成“細胞的衰老與消亡”，企圖跳出感性的圈子，用全然的“理性”和科學去解釋死亡，并在細胞層面探索“永生”的可能性。

但無論是感性或理性看待，我們仍固有一死。

在年幼的時候，面對死亡，我們更多可能是在考慮“夢想的實現”，如同小汐一樣，人生的最后關頭，選擇“完成夢想”。

在較為年長的時候，面對死亡，我們更多可能是在遺憾過去做過的和未能做過的事情，同時也會因為擔心身后事，擔心留下來的親人，選擇“放棄夢想”、彌補遺憾、更多地與家人共處。

在年老的時候，面對死亡，我們更多可能是在病痛之中捱著，在渴望“早點解脫”，又對未知的死亡感到本能的恐懼，選擇“什么都不做”、機械重復地渡過每一天。

于娟在癌癥晚期寫“不要拼命去換什么大房子，和相愛的人在一起，蝸居也溫暖。”，寫“我死了，別人給他（兒子）喝的水會不會太冷？”。

《了不起的我》中提議：在人生的最后階段，要回顧自己人生，找到意義的來源；要把自己納入更大的人類群體中，看作是某種演化進程的一部分；要克服各種形式的自我中心主義，克服對“自我”本身、即生命的執著。

那么，面對世界，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別？

——恐怕是，找到人生的意義，以及，傳承。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這是人生意義的體現。

那些視死如歸的人們，都有著對自己人生意義的肯定：在死前，他們找到了能夠為之生、為之死的事物。或許隨著歷史的發展，后世的人們會覺得他們的追求并不值得付出生命，但在他們選擇死亡的當下，一定是抱著積極的態度和極大的使命感的。

再注：抑郁癥等心理疾病患者不適用。

在當今這個和平為主旋律的世界，生在這個和平的國家，“視死如歸”大多數只能以“歷史”的姿態存在。

但我們仍然可以遙想未來早晚會面對的死亡——在那時，我們是會充滿遺憾，還是會滿足于現在（年輕時）的選擇？

有關傳承，最簡單粗暴、不用加以思考的方式就是，養育后代。但這只是出于延續基因的本能，也并不能完全通過這種方法，緩解我們面對死亡的恐懼感。

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臨死前，因為家人多點了一莖燈草，覺得浪費油，遲遲不肯咽氣，直到趙氏“挑掉一莖”后，才肯死去——其實趙氏的存在，對嚴監生而言就是“傳承”，即，“吝嗇”的傳承。

確定了“意志的傳承”可以讓人慷慨赴死，尤其當人有著“非繼續不可”的執念時最為尤甚。

“傳承”是傳承了自己找到的人生意義，是可以為之生、為之奮斗、為之死的事物。

找到人生的意義并將之傳承下去，這大概是我們對這世界最好的告別。

我們從出生開始，就倒向了不可避免的告別。

但與此同時，正是因為要經歷這些告別、要思考這些告別、要盡量規避這些告別，人類才會創造出文化、文明、社會和科學。

反觀個人，當我們失去追求夢想的勇氣和動力時，也可以用“反推法”，去看看我們真正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如果即將死亡，我們還會選擇繼續這樣做嗎？

什么是最好的告別？

——我們窮其一生所追求的，大概也無外乎，就是“最好的告別”。

參考書目：

【美】吉爾·斯塔姆（Jill?Stamm）、寶拉·斯賓塞（Paula?Spencer）《如何科學開發孩子的大腦：智商與情商發展指南》，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08

【美】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最好的告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07

【法】居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包法利夫人》，1857

【以】奧娜·多納特（Orna Donath）《成為母親的選擇》，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02

【美】薇妮斯蒂·馬丁（Wednesday Martin）《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中信出版集團，2018.11

【法】埃米爾·迪爾凱姆（émile Durkheim）《自殺論》，商務印書館，1996.12

陳海賢《了不起的我》，臺海出版社，2019.10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中國和平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