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網絡流行語的討論。

在你的朋友圈或者微博信息流里，一定出現過“絕絕子”“咱就是說”“一整個”“yyds”“大無語”這樣的網絡流行語——你可能也使用過它們。

(相關資料圖)

有人對這些詞語極其厭惡，擔心它會破壞中文的完整性，有人熱情迎接這些新的表達方式，覺得語言本就如此。

我們和作家張大春聊了聊中文的新陳代謝，他說，需要對中文多點信心。

?作者?| 傅青

采訪作家張大春之前，記者內心十分忐忑。

畢竟他曾一度讓作家阿城“驚得魂飛魄散”，在談話間隙會突然向朋友拋出諸如“王安石北宋某年有某詩，末一句是什么？”之類的問題；他在歌手周華健專輯《江湖》中擔任作詞人，歌詞中穿插的歷史典故，難度堪比大學漢語專業考題。

與張大春熟識的女作家朱天文稱其小說沒有弱點，梁文道說他是小說家中“武器最齊備的俠客”，司馬中原評價他是“野鬼托生的文學怪胎”。

張大春自己則借班固“小說謂之稗說”的譬喻，寫下：“說小說如稗，我卻滿心景慕。因為它很野、很自由，在濕泥和粗礫上都能生長。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

過去幾十年里，張大春曾不斷質疑“我們是在用漢字寫西方小說嗎”，呼吁作家使用更多中國土生土長的敘事手法。

在他看來，很多作家都是經由模仿走上創作之路的，因此寫作模式大都脫胎于西方小說。

張大春偏愛用“說書人”的方式講故事，將信手拈來的史料與典故穿插其中，如中國畫的技法一般，由一處暈染開來，順著筆觸皴擦點染。

他同作家金宇澄探討中國小說的傳統時，對《繁花》表達由衷贊賞：“金宇澄很會發揮這種閑聊處宕開一筆、越宕越遠的寫法。我認為這是充分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學本質的敘述方法，不斷渲染、增補、填充小說的文本內容。”

除了當作家寫小說，張大春還在電臺主持節目、在大學做老師、在網絡上評論時事，跨界合作亦搞得風生水起。

他不僅與周華健搭檔作詞，還給吳興國的新編京劇寫戲詞，給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王家衛的《一代宗師》做編劇顧問。

一言以蔽之，張大春是一位用深厚才學作底氣、生性灑脫、狂放不羈之人。

同這樣一位老師探討非主流火星文、顏文字、抽象話、流行詞“yyds”“絕絕子”“nbcs”“咱們就是說”，記者不免會擔心因為某句粗淺的表達觸怒對方，更不用說疑慮知識儲備不夠，害怕被突然拋來的問題噎得講不出話。

然而，事實證明，這一切只是庸人自擾。這種杞人之憂，同這次采訪當中試圖探討的“對中文未來的憂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遙遙形成巧妙的呼應，十分耐人尋味。

面對記者的種種疑問，張大春表現得耐心十足，并不時豁達地笑上幾聲，遇到想要延展的話題，還會講一句“我展開說一下啊，只講一分鐘”，發散思維一分鐘后，便再度將話鋒收束回來。

張大春今年65歲，他稱呼自己為“老人家”，每天睜眼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桌前洗凈毛筆，除去電臺工作的幾小時，他大部分時間都坐在畫氈前用毛筆工作，譬如給朋友寫信、做讀書筆記、寫札記、給家人留便條，每天最少寫2000個毛筆字。

這是他的個人愛好，也是一種自我要求，“人無法要求社會或大眾按照個人意志行事，這時候就更應該做好自我要求”。

有時上網的時候，張大春也會看不懂那些網絡流行詞匯，但他不憂慮，更不悲觀，他更愿意套用那句中國傳統古話“兒孫自有兒孫福”來將一切看淡，他說：“兒孫自有兒孫磨，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們要對漢字多一點信心。”

以下是《新周刊》與張大春的對談。

《新周刊》：不少人感慨當下網絡流行詞匯越來越看不懂了，豆瓣甚至有一個有15萬名成員的“網絡黑話指南”小組，學習各種縮寫和新梗，你如何看待諸如“yyds”“絕絕子”“nbcs”的網絡詞匯？

張大春：這些文字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存活時間很難超過一個世代。

“梗”的出現就是為了方便快捷地表達某種情緒，它們從誕生伊始就不會希冀幾百年后還有人看得懂，流行一段時間，疲乏了，膩了，也就乏人問津了，文字有自己的新陳代謝。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yyds”必然會慢慢淡出歷史舞臺，與此同時，也會有新詞取而代之，這是必然規律。因為這些詞語無法承載歷史文化的重量，它們是即生即滅的，用不著為此憂心忡忡。

我記得幾年前的流行熱詞“不明覺厲”“喜大普奔”，聽起來跟成語似的，套用一個成語的殼，形成一種對原有文化載體的嘲弄，夾雜著一點反諷的意味，但后來用的人也很少了。

從某種程度來說，這些詞語的出現，顛覆了原本的語境，嘗試做一些不同以往的表達，不應該被一味譴責，它其實體現了年輕人對于一成不變表達的不耐煩，對于字字都有標準答案、處處都被規范限制的一種小小叛逆。

《新周刊》：有很多人表示自己患上了“文字失語癥”，很多時候明明內心百轉千回，有諸多復雜情緒，可一張嘴，卻只剩下網絡詞匯，你怎么看待這種情況？

張大春：為什么一張口就要復制粘貼呢？因為復制粘貼快啊。

如果想在幾秒內給出有效的回答，迅速作出回應，選擇復制粘貼來的“梗”也是人之常情。我不認為有失語癥的存在，哪怕一個青少年大部分時間都耗在網絡上，習慣用各種網絡流行詞進行表達，也不一定會失語，因為來自生活中其他面向的文字刺激，并不會因此消失，他也一樣會理解常規的文字溝通方式，自己也會用常規的方式來表達。

放到一個大的文化框架下來看，我們的漢字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基礎很牢固，絕不會因為一些流行詞匯的出現就觸及根基，我們還是要對漢字多一點信心。

文字的發展大概可以分為“約定”與“俗成”兩個面向。

俗成是民間流行的講法，約定就是硬性規定的要求。

在一個足夠長的時間里，約定和俗成不斷影響，文化也隨之不斷擴充，兼容并蓄，這其中有著很強的包容度和延展性，并不會呈現出你死我活的猙獰狀態。

我曾說一個字長途跋涉來到我們面前，早已不是它出發時的模樣，它是變化的，也會找到最適合、最豐富的表現方式。

《新周刊》：這些縮寫詞本來是小圈層內部的“黑話”，類似于某種“圈內語言”，為什么最終會導致全網流行？

張大春：過去幫會中的“黑話”，是不希望外人聽出其中蘊含的秘密，還要用來驗證對方是否能答得上來，不懂“黑話”的人，就證明不是自己人。

現在的流行詞匯是沒有以上特性的，它毫無秘密可言，區別可能就在于我比你早知道，用得更早，而且它是沒有理解門檻的，不懂也沒關系，不會因此而精神緊張，產生負擔，所以它們才會迅速流行開來。

如果說讀書的樂趣，是遇到懂的人產生自有其相互會心的秘密，那講這種“圈內語言”也算是一種樂趣。

很多時候大家聊到這些“梗”，也是抱著一種游戲心態，恰如一件時髦商品，裝飾自己的表達，溝通者之間彼此心領神會。

《新周刊》：你覺得平臺在流行詞的傳播中起了多大作用？

張大春：這里我想展開講一下“梗”字的來源。

其實一開始它的本字是“哏”，意為經過語言的組織鋪墊，最終達到喜劇效果。

一個哏對應著一個包袱，抖包袱的目的，就是引得大家發笑，這個詞在曲藝界用得比較多。將“哏”誤寫為“梗”，最早可以追溯到演藝圈，藝人們講“哏”，但是字幕打成“梗”，后來就一直沿用了下來。

所以你說梗的流傳，除了網絡平臺，是不是也有電視臺的責任啊？

在我看來，即便平臺通過算法和運營，特意放大某些內容的聲量，加速梗的傳播，它就能使一個短命的、沒有文化承載重量的語言符號變得更長壽嗎？不會的。

《新周刊》：有人總結近兩年文字的演變為“火星文—縮寫—抽象話—表情包”，是一個逐漸去文字化的過程。在你看來，這背后反映了怎樣的文化變化？

張大春：我特別愛用的一個表情是用手遮住半張臉，嘴巴在笑，眼睛卻流出淚水，表達一種哭笑不得的感受。

有時候一個不夠，還要一連打好幾個，真是勝過千言萬語。

“你這樣做，我真是哭笑不得，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是不是聽起來特別隆重，感覺怪怪的？但表情包就不會，能很好地化解這種尷尬。

所以，我不覺得去文字化會傷害到文化，它更有效，比文字來得更直觀，這就是它的厲害之處。

如果說不止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都喜歡一輪一輪地去文字化，那么背后的原因應該是文字不夠用，無法承載更多的表達。

《新周刊》：不知你是否注意到，社交媒體上表達情緒的符號越來越“通脹”了，之前一個“哈”可以表達的情緒，現在至少要打五個，如果對方打少了，也會瞬間腦補出冷漠的語氣。

張大春：我覺得這可能更多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見得是文字符號那么簡單。這說明大家在線上溝通時，對彼此的真誠度，更敏銳也更懷疑了。

如果真能通過“哈”的多少來判斷真誠，兩個不夠就打五個，五個不夠就打十二個，哈哈哈。

《新周刊》：“Z世代”又被稱為“網絡一代”，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深受互聯網的影響，有的小朋友甚至在考卷中都使用網絡詞匯，對此你會有擔憂嗎？

張大春：這點我倒不太擔憂。

4年前，我去濟南給一群小學二年級的學生上課，你知道小朋友有多嚴格嗎？

我寫“歡”字，寫完之后，有小朋友舉手說老師你寫錯了，最后一筆應該是一個長點，但你寫的是捺。

你看吧，他講究得很。

這個學校對學生的文字教育肯定是十分講究的，但同時我也會隱隱擔心造成某種程度的“反彈”。

要知道很多古帖上練習書法時，一捺跟一個長點并沒有多大分別，那種個性活潑的小孩，可能就會試圖挑戰權威，想要跟老師分辯究竟怎么說才是正確的。

我擔心太教條反而會適得其反。

上學的時候，我們都學過一門課叫“應用文寫作”，老師教我們如何寫便條、如何發郵件、如何寫信，問候語放在什么位置，結尾處應當要空格，有很多固定的格式，有很多細微的講究，可以說，我們小時候都曾受過嚴謹的應用文寫作訓練。

可等我們一考完試，這些東西基本全都還給老師了。

不用書中規范化的東西，我們一樣溝通得很好，所以沒必要杞人憂天，時刻追求文字的意義，要求一種嚴整的語言規范，文化教育應該是活潑且自主的，不應該被當成一種工具。

在輕松的氛圍中，人們可以自由做選擇，愿意被文化浸潤的浸潤，不愿意被浸潤的也可以選擇在旁觀看，過分要求一致性，

追求所謂的意義，就會失掉趣味。

《新周刊》：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寫道：“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語言是人類思考世界的工具，而現在很多人的表達大都通過梗和表情包來實現，這是否意味著思維能力的退化？

張大春：舉個例子，我特別喜歡看有些網友寫的NBA（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球評，一看就是深諳門道的人寫的，用語非常活潑有趣。

我常常會想，如果沒有火星文，沒有這些網絡熱詞，他們的文章會不會如此有趣。

我并不是說他們的文章當中用到這些文字符號，而是說有趣的表達一定脫胎于整個世代的文化氛圍，網絡作為一種分享、表達態度的管道，如果能更多元、更包容，就能產生更多有趣的表達。

人是會自主思考的，也需要思想，不夠用的時候，自然就會去尋找，倘若思想無法滿足現狀，自然就會去思想的疆域上開疆拓土。

我曾在《見字如來》中寫過，字，反映了每一歷史階段的現實處境和價值取向。

字的意義有時膨脹，有時萎縮，隨時人而決。

語言無非是一種承載思維能力的工具，存在即合理，如果不好用，就不會流行，不流行便會慢慢消失。

所以，我不覺得這些文字符號的變化能取代人們對于思維的探索，我不認為它能有那么大的法術和魔力。

《新周刊》：你曾在《認得幾個字》中寫到，“你每得到一個‘最’字的答案，好像就對這個世界的邊緣多了一點了解，可是偏偏這個世界是不斷在改變的，說不定今天你知道的‘最’到了明天就不‘最’了，這一分鐘你相信的‘最’，或許早在上一分鐘里也已經不‘最’了”，可以結合文字聊一聊嗎？

張大春：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是不斷變化的，不會有停下來的時候，同樣，網絡語言的流行也不會停止，無須做極端設想，亦無須杞人憂天。

不能要求人們對每個漢字都有充分的理解和體會，這不現實。

不過如果對漢字感興趣，就會發現其中蘊含著很多樂趣，比如說這個“最”字，你知道它的本義是什么嗎？

“最”的本義是冒犯奪取，犯而取之，從曰，從取。

是不是覺得跟現在的釋義差別挺大的？

你可以嘗試用一個名為“漢典”的網絡工具，《漢語字典》《康熙字典》《說文解字》的文字釋義都能通過這個網址查到，用不了太多時間，三分鐘就能搞定，好玩啊，越咂摸就越有意思。

《新周刊》：你每天練習書法有什么心得體會嗎？

張大春：漢字的演變過程經歷了數千年的歷史，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等等。

用書法寫字，已經形成一種獨立的意趣、一種獨立的價值。

一個漢字可以有多種寫法，你可以從字帖里找到很多異體字，也不見得是完全統一的。

毛筆在紙張上快速流轉，鐵畫銀鉤、龍飛鳳舞，不斷衍生出新的美學，講究流暢、講究生動、講究鮮活，有各自的章法在里頭。

我不是書法家，只是單純地喜歡，也不敢講太多。

《新周刊》：在你看來，雅正的語言是必要的嗎？

張大春：對于我從事的工作來說，是絕對必要的，我個人還是有一些比較吹毛求疵的講究，咬字準確，語氣完整，對音韻、聲調、字音等都有一套自我要求。

這跟我這么多年電臺的工作也有關系，但現在電臺DJ已經沒什么門檻了，變得沒那么多講究，所以這些必要，也就慢慢變成了自我要求。

我的父親特別喜歡查字典，遇到模棱兩可的，他就說“查查字典吧”，我也養成了這樣的習慣，但做這些就顯得我比較有文化嗎？

完全不會，純粹就是我個人的好奇，而且我能從其中挖掘出趣味來。

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這樣，對每個字都有充分的認知，不能要求大家不用“yyds”，這些文字的流行，并不會聽從法條的管制對不對？

我今年65歲，是個老人家了。

中國有句老話叫“兒孫自有兒孫福”，幾千年的文化流傳下來，具有很強的包容度和延展性，我更愿意把流傳下來的文字，火星文、縮寫以及時下各種流行詞匯當成子孫來看待，我覺得兒孫自有兒孫福，兒孫自有兒孫磨，無須擔心。

《新周刊》：火星文、“hold住”、“醬紫”、“886”這些流行詞幾乎已經絕跡了，是否正如你所說的，無須理會，時間會給出答案？

張大春：是啊，文字會自行新陳代謝，甚至說物競天擇，保留下最合適的表達，這些自然消失的，就是兒孫自有兒孫磨的結果，被磨掉了。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613?期

作者：傅青

今?日?話?題今年，你最常用的流行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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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傅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