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目前此事尚無定論，但可以看到，從最初的“一頁”公司到現在的史航，公眾對性騷擾事件的關注度在持續提高。這也許會成為女性性自主權意識覺醒的一個重要時刻。

而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弄明白，法律上是如何界定性騷擾的，被害人該如何證明性騷擾，以及討論性騷擾并不可恥。

談論性騷擾，其實是在談論人格權

要理解性騷擾，就必須引入“性自主權”這個法律名詞。

“自主”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說了算。因此，“性自主”就是指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接受或是拒絕與性相關的行為，不受他人強制。所以，我們在討論性騷擾的時候，其實是在談論一項人格權。

說得更直接一些，涉及性暗示或者性邀請，個體有權利說“可以”或者“不可以”。這種自主權存在法律邊界，比如賣淫就是違法的，而婚內出軌違反了婚姻的忠誠義務等。在上述情況下，即使雙方都是成年人，也不能濫用性自主權。

如果性自主權被侵害，我國法律會提供刑法、行政法和民法三種層次的保護。猥褻、強奸，嚴重侵犯了性自主權，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可以行政處罰。

而前文所說的性騷擾，因其違反他人意愿，以語言、表情、動作、文字、圖像、視頻、語音、鏈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被害人產生與性有關聯想的不適感，也侵犯了性自主權，法律為被害人提供民事保護。

考慮到這種行為不僅與性相關，還與職場相關，我國《民法典》第1010條，《婦女權益保障法》等相關規定，皆對性騷擾形成了以人格權保護為核心、以職場保護為輔的保護模式。

2023年3月，人社部、國家衛健委、最高檢、全國工商聯等六部門聯合發布了《消除工作場所性騷擾制度（參考文本）》，把對性騷擾的職場保護提高到了一個更為先進的水平。

在這個《參考文本》中，無論行為實施者是否具有騷擾或其他任何不當目的或意圖，都被視為“性騷擾”。這意味著，在工作場所，性騷擾不再以加害者的主觀意愿，而是以受害人的主觀感受作為判斷標準，實施者不能以“并無此意”或“對方想多了”作為抗辯理由。

這是性騷擾定義上的重大完善，也將帶來性騷擾行為證明模式的轉變。未來，應當由男性來證明自己的行為是“受歡迎”的。

“受歡迎”意味著“并未違反他人意愿”。在社交場所、在成年人之間，是否可以有性暗示的交談或者行為？只要當事人同意，這是私人領域，應當允許。但假如其中一方不愿意，對于侵權者，可以要求其承擔身體傷害的賠償，也可以要求精神賠償。

證明性騷擾，目前仍存在現實困境

了解性騷擾的定義之后，大家都對職場和社交生活中存在多少性騷擾心知肚明，但走進司法流程的性騷擾案件，卻又為什么這么少？這正說明了性騷擾案件證明的困境。

以往的性騷擾案件，往往缺乏對行為發生的客觀證據，比如僅有一方的語言、表情、行為，本身的隱蔽性、突發性特征使得案件很難留存證據。

而部分受害人也缺乏案發后的證據收集意識，比如將對方發送的騷擾文字、圖片刪除，使得騷擾行為存在的證明都無法完成。

另外，性騷擾事件受害者自身存在道德壓力，她們為避免尷尬與性羞辱而不敢對質。尤其在職場，受害者面對權力更高、資源更多的一方的性騷擾行為時，通常沒有對此行為明確表示拒絕，甚至與性騷擾加害者還“有說有笑”形成親密關系，導致受害者是否“違背意志”、是否“歡迎”的主觀意愿難以認定。

在一些被支持的性騷擾侵權案件中，法院多從事前雙方的關系、事中行為發生的背景、事后原告的反應來推測被告的行為是否明顯違背原告的意愿。

某種程度上，這加劇了當事人證明的難度，也隱形地要求一個完美被害人，即你之前不能和行為人關系太好、你必須當場說不、你必須馬上翻臉報案等。這些因素，都是性騷擾案件證明困境的體現。

對此，如果女性被害人只負責承擔性騷擾事實存在的初步舉證責任，由男性被告以行為“受歡迎”抗辯，那么男性需要對該抗辯事由提出證據加以證明。倘若被告不能證明這一行為“受歡迎”，則承擔不利的后果。

如果這樣設計性騷擾案件的證明責任，兩性之間的交往將形成一個很大的安全空間。比如說，除了女性主動握手，男女之間不會有任何身體接觸。這種安全空間的存在，會給男性帶來嚴厲的警醒。

禁止性騷擾，要把問題擺到臺面上

很長時間以來，性騷擾被認為是正常的。比如，課堂上有人講黃段子，剛開始大家認為是一種幽默，但后來有學生投訴這是性騷擾，這種行為就收斂了。

再比如，剛認識加了微信，對方就發各種不禮貌的圖片給你，如果你還很禮貌地回復個“哈哈”，他可能就變本加厲，會更加肆無忌憚起來。

因此，為什么公眾要討論性騷擾呢？這就是提醒大家，違法的紅線在哪里。偶爾的越線可能沒有造成傷害，但這條紅線必須存在，讓可能越界的人產生緊張感。

正如同禁煙令的頒布一樣，在沒有公共場所禁煙令之前，室內場所烏煙瘴氣。自從有了禁煙令，抽煙的人小心了，反感抽煙的人也敢于制止了。

討論性騷擾、揭發性騷擾的人很羞恥嗎？并不，他們把問題擺到了臺面上，然后人們才會意識到這真的是個問題，才會想辦法解決問題。對于性騷擾等話題，越覺得羞恥越無法解決，越回避越會觸發困境。

因此，必須看到，有時候提出問題就離解決問題不遠了。每個人都應該出于正義之心，不要袖手旁觀，討論性騷擾也不是對男性的冒犯。相反，它對社會進步和兩性的美好關系都是一個重要的幫助。

而當前已經進入公共輿論視野的性騷擾相關事件，也許正是這樣一個把問題擺到臺面上、讓人意識到這個嚴肅問題的契機。

撰稿 / 陳碧（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

編輯 / 劉昀昀

校對 /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