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線記者 成博 攝影 朱文博

(資料圖)

6月10日，作為2023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重要配套活動，“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在成都博物館一層特展廳盛大啟幕。本次大展由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辦，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廳、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文物局、中國文物交流中心承辦，成都博物館策劃實施，全國20個省、直轄市，40個文博機構鼎力相助，匯集珍品共220件，其中一級文物70件，珍貴文物90%以上，是成都博物館建館以來水平最高、珍貴文物占比最重的展覽。

賈湖刻符龜甲

本次展覽以“源”“遠”“流”“長”四字構建講述脈絡，徐徐展開漢字與中華文明相生相發、相互成就的歷史長卷。從鐫刻歷史“骨相”的殷商卜骨，到筆書民族氣韻的淋漓翰墨，藉由漢字，我們得以觸摸中華文脈的發展與賡續。

源遠：從刻符甲骨到精楷定型

誰發明了漢字？關于漢字的起源，結繩說、八卦說、刻契說、倉頡造字說等說法歷來眾說紛紜。走進特展序廳，一件8000余年前的賈湖刻符龜甲，從文物的角度為我們理解漢字起源提供了實物資料。展覽執行策展人魏敏介紹，龜甲下部有一刻畫符號，像是一只正在向下看的眼睛，與后來甲骨文、金文中“目”字的寫法相似，“賈湖遺址共發現刻畫符號17例，研究者推測這些符號的使用可能與原始巫術有關，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漢字源頭。”

商代征伐刻辭卜骨

離開序廳，展覽的前兩個單元分別以“源”與“遠”為主題，向觀眾呈現從刻畫符號到成體系文字的文明飛躍，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草書、行書，伴隨著書寫方式與書寫材料的變化，漢字在一次次的字體演變中逐漸成為今人熟悉的模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在“書同文”的基礎上不斷增強。

在第一單元天青色的氛圍襯托下，一片片珍貴的殷墟甲骨展示著漢字走向成熟的面貌。“透過此次展出的征伐刻辭卜骨、祭祀刻辭卜骨等殷商時期的甲骨，我們可以看到，后人總結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6種造字法在當時的甲骨文中已經分別有所體現。同時，甲骨大量出現在祭祀場景里面，也說明我們早期國家的信仰體系和精神體系的建立，是通過文字來完成的。”魏敏表示，通過對殷墟甲骨的釋讀，印證了《史記》中對商王世系的記載，這進一步提升了《史記》的歷史信度。

小臣缶方鼎、史墻盤、晉公盤等出土于不同地域、刻有文字的商周青銅器，為觀眾呈現出商周之際文字廣泛傳播與發展的過程，晉系文字、齊系文字、燕系文字、楚系文字等不同區域文字體系的出現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文字普及的歷史大背景。“但是這種區域文字體系各自發展的歷史，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就戛然而止了，”魏敏向大家著重介紹了秦始皇二十六年銅詔版，“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詔要求全國統一度量衡。透過這枚詔版，我們可以感受到秦統一六國后的一系列國家制度建設，通過文字與度量衡等制度的統一，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構打下了堅實基礎”。

后蜀殘石經

國學大師饒宗頤曾說，“造成中華文化核心的是漢字，而且成為中國精神文明的旗幟”。從秦始皇統一文字之后，漢字雖還經歷了漫長的字體演變，但神州大地上不分東西南北使用漢字作為通用文字的傳統再未動搖，“漢代的隸變實現了漢字從古文向今文的轉變，一個對繁體字有所認知的現代人已經可以比較容易地看懂漢簡上的文字。而文字筆畫的簡化不僅帶來了書寫效率的極大提升，更使漢字字體的多元化發展成為可能”。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分裂割據在造成社會動蕩的同時，也為漢字字體的創新提供了土壤。鐘繇、王羲之等書法家在幾代家學的熏陶下，為后世留下了堪稱范本的楷書、行書作品。透過展覽展出的趙孟頫臨《蘭亭序》，觀眾可以管窺歷代文人對魏晉風度與書圣氣派的追慕。而在南北均書寫漢字的背景下，漢字也在潛移默化中扮演起了“分久必合”歷史大勢的催化劑。

時間來到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一批擅長楷書，同時又各有自己風格的書法名家紛紛登場，兼收并蓄、雄強博大的精楷在此時日趨完善。本次展覽中，虞世南楷書《大運帖》頁、柳公權《玄秘塔碑》拓片、褚遂良《同州三藏圣教序碑》拓片等唐人書法作品薈萃，在名家名作的蔚為大觀中，通行至今的漢字正體至此定型。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覽還專門辟出區域對“巴蜀圖語”進行展示。這種在戰國到西漢的巴蜀青銅器上發現的刻畫符號迄今未被破譯，在不斷勾起人們好奇心的同時，也讓漢字傳奇的外延變得更加寬廣。五代十國時期的后蜀殘石經，讓觀眾可以感受到亂世之中蜀地當政者對文教的忠實。

流長：漢字的奔流與氣象

唐宋之際，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迎來深刻變化。表現在漢字上，造紙術、印刷術的深入發展與全面普及使文字的大范圍、遠距離傳播成為可能，而書法領域從“唐人尚法”到“宋人尚意”的轉變，則為后世留下“北宋四大家”的瀟灑背影。

此次展覽的第三、第四單元以“流”“長”為主題，聚焦漢字傳播范圍的擴大，以及古代文人對書法藝術性的廣泛探索。

祝允明草書《岳陽樓記》

在這一部分，首先映入觀眾眼簾的是發現于敦煌藏經洞中的敦煌遺書。敦煌遺書內容龐雜、字體各異，透過一卷卷抄本訴說著古老絲綢之路上文化交往的繁榮。西夏木雕版、刻有契丹文字的陶瓶、刻有女真字跋文的《奧屯良弼餞飲題名跋》拓片等來自北方的文物，從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北方民族在漢字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下，創制本民族文字的過程，展示了兩宋之際漢字影響力的擴張。此外，越南字喃、朝鮮半島“吏讀”、日本平假名與片假名的出現，都是東亞地區漢字使用歷史的見證，三地與中國一起，構成了歷史上以漢字作為官方文字、以儒家為思想倫理基礎的“漢字文化圈”。

自從紙張和毛筆成為最主要的書寫材料以來，文房四寶成為文人書房的標配。在展廳中，一間以古人書房為意向搭建的場景裝置非常引人注目，“經由漢字，古代文人在三尺書齋中書寫著修齊治平的胸中溝壑，也書寫著先憂后樂的家國情懷，這兩者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文人精神的表達。”魏敏表示。

秦公鐘上的青銅銘文

圍繞著這間“書房”，米芾行書《方圓庵記冊》、黃庭堅楷書《狄梁公碑冊》、趙孟頫章草《急就章冊》、周天球《行書陋室銘軸》、祝允明草書《岳陽樓記》等歷代書法作品云集，在展示著楷、草、行等多種漢字字體風格的同時，也體現出不同時代的時代風貌與精神價值。“比如周天球的《行書陋室銘軸》，用古雅工麗、余韻悠長的書風，傳揚著詩人劉禹錫潔身自好、榮辱不驚的隱逸品格。祝允明的草書《岳陽樓記》，以果敢蒼勁的運筆、恣意縱橫的書勢揮毫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

展覽的最后，是南宋著名詞人、愛國將領辛棄疾唯一傳世真跡《去國帖》，記載了辛棄疾平“茶寇”賴文政的事。“透過《去國帖》我們可以看到，辛棄疾的字是比較方正挺拔的，并不像他的詞作那樣豪放恣肆。與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等大家比起來，辛棄疾的書法水平可能算不上一流，但是我們崇敬辛棄疾的為人。因此，選擇將《去國帖》放在展覽最后，也想引導大家去思考漢字之中所蘊含的精神性的東西，去感受古代文人的德行操守與家國情懷。我們民族的思維方式、哲學審美、民族精神都蘊含在我們的文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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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起，除“漢字中國”特展外，成都博物館還將推出“尋跡巴蜀——四川地區考古新發現圖片展”“大美天府——四川地區文化和自然圖片展”“雕飾山河——川渝石窟與摩崖造像圖片展”三大配套展覽。聚焦“文物保護利用與文化自信自強”的主題定位，展覽圍繞巴蜀考古成就、川渝石窟妙相、天府名勝巡禮三大板塊，覆蓋四至六層展區，生動立體地展示天府千年人文華彩和自然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