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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娥冤》（全名是《感天動地竇娥冤》）是元代戲曲家關漢卿的雜劇代表作，講述了一位書生竇天章為還蔡婆婆借他的高利貸銀子，不得已將7歲的女兒端云賣給蔡婆婆做童養媳，改叫竇娥。17歲的時候，蔡婆婆給兒子辦了婚事。不料兩年后，竇娥的丈夫生病死了。蔡婆婆去向賽盧醫討債，卻險些被其害死，幸得張驢兒父子相救。張驢兒提出要蔡婆婆嫁給其父，同時將竇娥許配給他。蔡婆婆和竇娥始終未同意。張驢兒就將毒藥下在羊肚湯中要毒死蔡婆婆，結果卻誤毒死了自己的父親。但張驢兒反咬一口，誣告竇娥毒死了其父，楚州太守桃杌對竇娥刑訊逼供，還威逼竇娥若不招供，就要對其婆婆動刑，竇娥為了使婆婆免受其苦，就承認自己毒死了公公，結果被處斬刑。竇娥臨刑前發下“血染白綾、天降大雪、大旱三年”的誓愿，結果感天動地，一一實現。竇天章最后科場中第榮任高官，回到楚州睡覺時竇娥托夢于他，訴說自己的冤情。最終竇天章為竇娥平反昭雪。

歷朝歷代都有冤案，竇娥之冤的最大特點，在于竇娥是一個恪守封建禮教的烈女，卻被封建禮教的法律機器所軋死。竇娥一生都恪守“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的“三從四德”原則。竇天章從小就教育女兒：“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雖然只養了女兒7年，但是竇天章“三從四德”的教育卻深深扎根在端云的心里。丈夫因病早死，她只怪自己命不好，“前世里燒香不到頭，今也波生招禍尤”。雖然這時她才20歲，但決心余生只做孝順婆婆、為丈夫守節兩件事。所以婆婆生病了，想吃羊肚湯，竇娥立刻去做，并且誠心祈禱“但愿娘親早痊濟”。其后竇娥被張驢兒誣陷在湯里下藥，遭遇官司，經受了“千般打拷，萬種凌逼”“肉都飛，血淋漓”，但她依然堅稱清白。可當太守要打婆婆時，盡管她婆婆從來沒有在公堂上為她喊過一句冤，她還是挺身阻擋，心甘情愿地認了死罪。在她看來，如果婆婆受不了大刑死了，自己卻活著，這是最大的不孝。臨刑前，竇娥怕婆婆看見自己赴法場會傷心，還特意囑咐劊子手從后街走，不要從前街走。婆婆來送行，她還一個勁兒地安慰婆婆別因為傷心過度而傷了身子。即使在死后，竇娥還擔心婆婆無人照顧。在平反昭雪后，她在冥冥中還將婆婆托付給父親：“俺婆婆年紀高大，無人侍養，你可收恤家中，替孩兒盡養生送死之禮，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

竇娥守孝做得好，守節做得更好。當婆婆想以身相許張驢兒老爹，同時還讓竇娥也嫁給張驢兒時，竇娥苦苦勸阻婆婆，先從家庭條件說起：一女不事二夫，公公雖然死得早，可他給你留下了家產，讓你后半生不缺衣少吃，你現在這么做對得起他嗎？對于不嫁張驢兒，竇娥從貞節觀反復強調這事死也做不得：“好馬不鞴雙鞍，烈女不更二夫。”可以說，她不惜以死來捍衛禮教。

對于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竇娥質疑過她原來相信過的王法、鬼神和天理，但質疑歸質疑，最后她還是寄希望于天地鬼神來為自己平反昭雪：讓血染白綾而不沾地、六月天降大雪、楚州大旱三年。竇娥激憤地說：若沒這些災異征兆降臨于世，警示人們，湛湛青天是不會到來的。

竇娥如此忠誠于禮教，為何還被禮教最終吃掉呢？冤案是怎樣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楚州太守桃杌貪贓枉法：第一，桃杌直言不諱地說“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第二，刑訊逼供。先是喝令對竇娥“選大棍子打著”，竇娥絕不屈服，桃杌就下令拷打竇娥的婆婆，竇娥出于孝道只好說：“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罷，是我藥死公公來。”第三，桃杌沒有依照法律規定，將竇娥案呈報上級職權部門復核。《元史·刑法志》記載：“及中原略定，州縣長吏。生殺任性，甚至沒人妻女。耶律楚材奏請：‘囚當大劈必待報。違者論死。’從之。”但桃杌審結此案的第二天就將竇娥綁赴刑場處以死刑。這是嚴重違反關于死刑復核程序的。如果他能按照法律程序，逐級上報復核，此時竇娥的父親竇天章正在朝廷擔任刑案審查方面的要職，或許能被發現糾正。

竇娥冤案除了楚州太守桃杌貪贓枉法、刑訊逼供、違反程序等原因之外，竇娥本人亦有一定責任，這一點歷來的研究者尚未言及。即：當桃杌看到竇娥屈打不成，決定要對蔡婆婆用刑時，竇娥為了不使婆婆受刑，就主動承認自己是兇手。這在法律上是作偽證，我們可以說，她是善意地作偽證。善意就表現在她主觀上是不想讓年邁的婆婆去受刑。

所以，竇娥冤的悲劇價值就在于：她竭力維護、踐行的孝道，恰巧是導致她冤死的原因；她作偽證是她冤死的原因之一；同時她作偽證的動機又是要踐行禮教法律。清朝思想家戴震說過：“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戴東原集·與某書》）“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孟子字義疏證·理》）。竇娥一死于貪官污吏，二死于自己作偽證，三死于封建禮教。嗚呼悲哉，竇娥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