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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士》，又稱《節義廉明》《宋士杰》，為京劇傳統骨子老戲，以馬連良、周信芳兩位大師的表演最負盛名。其劇情是：明朝嘉靖年間，毛朋、田倫、顧讀、劉題同年得中進士，因朝中嚴嵩專權，四人在恩師海瑞薦舉下出京為官，毛朋授河南八府巡按，田倫授江西八府巡按，顧讀授河南信陽州知府，劉題授河南上蔡縣知縣。四人共約赴任后不得違法瀆職，以報海瑞薦舉，分別之時，在雙塔寺盟下誓愿：“此番出京，簾外為官，如有人密札求情，官吏過簡，貪贓枉法，匿案準情者，準備棺木一口，仰面還鄉。”

河南上蔡縣姚廷春妻田氏（田倫姊）謀奪家產，毒死其弟姚廷美，又串通弟婦楊素貞之兄楊青，將楊素貞賣予布商楊春為妻，楊春憫素貞遭遇，自愿撕毀賣身契，代其鳴冤。適遇毛朋喬裝算命先生私訪，乃代其寫狀，囑赴信陽州控告。途中楊素貞與楊春失散，被曾任刑房書吏的宋士杰所救，并認為義女，攜至州衙告狀。田氏聞知，遂請其弟田倫給信陽知府顧讀寫信以代通關節，信中：“上寫田倫頓首拜，拜上了信陽州顧年兄。自從在雙塔寺分別后，倒有數載未相逢。姚家莊有個楊氏女，她本是姚家不賢人。藥酒毒死了親夫主，反賴大伯姚廷春。三百兩銀子押書信，還望年兄念弟情。贏得官司歸故里，登門叩謝顧年兄。”田倫令差役送書信及三百兩銀子給顧讀，夜宿宋士杰店中，被宋士杰偷窺信文并記錄于衣襟之上。顧讀見信后徇情枉法，釋放田氏，拘禁楊素貞。宋士杰為之鳴不平，被杖責逐出。后楊春在宋士杰指點下往河南八府巡按毛朋處上告，宋士杰當堂念出書信內容，毛朋秉公審理，判斬田氏及其夫姚廷春，劉題、田倫、顧讀則分別因“好酒貪杯、不理民詞”“官吏過簡、密札求情”“貪贓枉法、匿案準情”被治罪。

劇中，田倫為包庇其姊田氏之罪，向其同科好友顧讀“密札求情”，除賄賂其三百兩白銀外，還承諾贏得官司后再“登門叩謝”，屬于典型的“說情、打招呼”，干預司法、過問他人審理的案件。而顧讀“貪贓枉法、匿案準情”，更是罪不容恕。中國古代，封建帝王為維護統治秩序，對官員貪污賄賂、徇私枉法、互相勾結以及過問案件的行為予以嚴厲禁止。

《唐律疏議·名例》中最早規定“六贓”，即“強盜、竊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受所監臨、坐贓”，對包括官吏貪污賄賂在內的犯罪進行規制。據《唐律疏議·雜律·坐贓致罪條》，“坐贓者，謂非監臨主司，因事受財，而罪由此贓，故名‘坐贓致罪’。”“坐贓”相當于“兜底”條款，適用于前五種情況之外，官員取得不正當利益的行為。為求曲法之事，托人說情，唐代稱為“請求”，無論官民，為人請求皆為犯法，官員允諾與之同罪。坐贓主要打擊的是監臨主司之外的一般官吏, 利用手中的權力, 或與監臨主司職務上的關系, 或其他親友關系貪污受賄, 緣情賣法。（孫玉榮：《唐代刑事立法中的“贓罪”》，載《法制史話》1995年第2期）。

明朝實行“重典治吏”，《大明律·吏律·職制》規定：“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對于官員貪贓枉法，大明律在唐律“六贓”的基礎上，更加突出官吏犯贓的規定，其“六贓”之一的“坐贓”專為官吏而設。（黃曉亮、馬鄢君：《〈大明律〉關于貪污賄賂犯罪之規定的立法特色及其啟示》，載《刑法論叢》2014年第3卷（總第39卷））《大明律·刑律·受贓》不僅明確規定“官吏受財”“事后受財”等情形，還對“與錢人”即行賄方“有事以財請求”進行單獨規定。田倫“官吏過簡、密札求情”，結黨營私，已觸犯封建律法禁忌，按律當斬。而在明朝，貪贓一貫錢以下處以杖刑七十，貪贓八十貫錢即處以絞刑（李靚：《京劇〈四進士〉表演中蘊含的傳統法律文化》，載《中國藝術時空》2018年第6期），顧讀受賄白銀三百兩，合三百貫，已遠超絞刑的量刑標準。

本劇中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那就是田倫的求情信恰好被案件原告的關系人（即楊素貞的義父宋士杰）獲知，雖然是劇情設計，但也隱含著一個道理，它告誡我們：違法干預司法、過問案件，可能一時不被外人所知，但沒有不透風的墻，違法的勾當遲早會東窗事發。

《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關于進一步規范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系人、中介組織接觸交往行為的若干規定》即“三個規定”，是防止干預司法的“高壓線”、防止司法人員過問案件的“防火墻”、防止司法勾兌和利益輸送的“隔離帶”，必須不折不扣地嚴格落實到位。雖然封建時代的防止干預過問在性質目的以及科學性、體系性上與當前的“三個規定”有本質區別，但體現于京劇劇目中的廉政思想和公正追求契合人民群眾的一貫期望，我們不妨從中汲取營養和力量，發揮其跨越時代的藝術魅力和內在精神，使其成為廉潔司法的生動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