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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童年時代開始，“堯舜禪讓”的故事就深深地印在每一代中國人的腦海之中。據《史記·五帝本紀》的記錄：“舜，冀州之人也。”又據《尚書·禹貢》的記載，古冀州的所在，包括了今日的山西、河北和河南的北部，而“歷山”則屬冀州之河東縣（黃河以東）。舜正式登上帝位，建都虞城（即今日洪洞縣歷山地區）。其后不久，經“四岳五瀆”的推薦：大禹被任命為“大司空”（掌管治水工程）、皋陶被任命為“士師”（掌管司法、監獄），棄被任命為“后稷”（掌管農業），契被任命為“司徒”（掌管教育），其余幾位賢人亦分司各職，并定出制度規則：“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于是，“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中國的政治史和中國的法律文化史，才漸漸掀開了新的一頁。

傳說中，當舜登上帝位之后，他便馬上召集“四岳五瀆”和二十二位賢人，并發表講話，闡明自己“依法治國”的方針。這些講話都被記錄在《尚書·舜典》之中，處處體現著他的“恤刑”思想。其中，他對皋陶的講話是這樣的：“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這段話的大意是：“無論是華人還是蠻夷，都總會有一些奸猾作惡之徒，作奸犯科。今委派您作‘士’專掌司法，您必須要用法律去約束他們。‘五刑’是不可缺少的，但要區別情況來執行。大罪就斬于原野，中罪就鞭于街市，而小罪就仆于官衙的室內，這就是‘五服三就’的意思。而對那些可殺可不殺的惡人，則應處以‘流刑’：大罪流四極，中罪流九州之外，輕罪也要流到中原之外，這就是‘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的意思。總之，一定要給流放者安置住所，而同時也要讓他們明白自己的罪過。”

在《尚書·舜典》中還有一段更精彩的話，這段話，是舜還在攝政時便對皋陶說的，更能表達出他的“恤刑”思想。他說：“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中國古代的刑罰是由蚩尤首創（而不是黃帝或皋陶），即“黥、劓、刖、椓、殺”五刑，后又被改為“墨、劓、刖、宮、辟”五刑。這五種“肉刑”，都是一些以殺人、傷害人的肢體為目的的酷刑，例如割鼻子、割耳朵、斬腳趾、斷腿骨、剜膝蓋骨、閹割生殖器，直至把人頭斬下來。而到了舜攝政時期，他奮起改革，革去了這些血淋淋的、慘無人道的“五虐刑”，重新設立了刑罰的人道主義規則。

“象以典刑”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畫圖像”來顯示各種刑罰的場景，并以圖像作為各種刑罰的“規范”，使對犯人的處罰不超出“常法”的范圍。另一種解釋則見于《晉書·刑法志》，“象以典刑”已被理解為一種“畫衣冠而異章服”的“恥辱刑”，即“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屢。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于市，與眾棄之”。無論何種解釋，都可見舜對刑罰之規范化、人道化的高度要求以及對犯人生命安全的極度關注。

“鞭刑、撲刑”明顯是較輕微的體罰，“流刑”前文已講述過，而“金作贖刑”則是一個十分大膽的、至今仍令中國法學界爭論不休的法學問題。一切災禍和小過失都可獲赦免，只有怙惡不悛和不肯悔改的犯人，才一定要讓他們遭到刑罰。而最后一句話，“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更是十分矚目——“恤”字的原意是憂慮、體恤，唐朝的孔穎達在注釋《尚書·舜典》時說：“憂念此刑，恐有濫施，欲使得中也。”由此可見，舜在改革“蚩尤五刑”時，對司法改革所應具有的公平、公正和愛民、保民之意，早已溢于言表。

再一次經過洪洞大槐樹，當我看著那些熙熙攘攘、從五湖四海趕回來尋根祭祖的鄉親時，心里卻忽然想道：他們之中，不知會有幾位是學法律的？而這些法律學人中，不知又有幾人知道，離這株老槐樹不過十多公里的歷山地區，便是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法律文化史上那些最古老的“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