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身份證是一個既年輕又古老的事物。說其年輕，是因為直到民國時期，身份證制度才在中國正式建立；新中國成立后這一制度直到1984年立法確立。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面前，身份證年輕得像個孩子。

中國古代并沒有身份證，但的確有兩樣與身份證相似的證件材料，那就是符牌與傳信。相較而言，符牌側重于表明身份，傳信側重于準入通行。從功能層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傳信=身份證”的等式，但從內涵及淵源來看，符牌、傳信與身份證只是形式相近，本質卻大不相同。

【資料圖】

先說符牌。符牌最早是兵權及君權的象征。史書中最為古老的符牌當數《史記·五帝本紀》所記載的軒轅氏“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一句，這里的符其實就是兵符。當然，五帝時期的歷史并非信史，相比之下《周禮》的記載更為清晰，也更具說服力：“珍圭，以征守，以恤兇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珍圭與牙璋都是符牌的一種。珍圭代表的是君權，牙璋代表的是兵權，其內涵都是某種權力的物化與延伸。

隨著歲月的流逝，符牌漸漸與官員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時，朝廷為了“明貴賤，應召命”，根據官員不同的品級發放金、銀、銅制的魚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員還佩有專門的魚袋。魚符分左右，左符放在內廷，右符由持有人隨身攜帶，需要時“兩相堪合”，便能確定持有人的身份。宋朝時魚符被廢除，但魚袋保留了下來，文豪蘇東坡便曾被賜予銀色魚袋，代表著他朝廷命官的尊貴身份。

到了明清時期，這種符牌漸漸褪去了唐宋時期的古韻，最終演變成牙牌與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職，有時還會刻上使用范圍與禁令；清朝腰牌就更為完備了，還加上了編號、年齡、相貌特征、發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證已經大同小異。

即便如此，牙牌與腰牌也不宜被視為中國古代的身份證。這些符牌所證明的并不是某一個體的身份，而是某一階層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牙牌、腰牌與朝臣的補服一樣，首先代表了官員的等級地位，而防偽功能只是基于這種等級地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證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再說傳信。作為傳統農業大國，古代中國的人口流動并不算頻繁，但終究不可避免。為了保證這種流動的正常進行，傳信便應運而生。

這里的傳信不是“鴻雁傳書”的意思，而是古代過關津、宿驛站、乘驛站車馬的憑證。與符牌不同，傳信一般是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證明，上面所記載的信息更多，通常會注明詳細的申請和簽發過程。《韓非子·說林上》中講述道：“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這里的傳即是傳信，有些像是身份證、介紹信、預付卡的混合體，而且其防偽方式與符牌一樣，都是“兩相堪合”。

除了上述傳信，還有棨這一相對特殊的傳信形式。棨除了具有通行功效，還是地位的象征，只有皇親國戚和高級官員才可以使用，故而比起普通傳信來說更注重儀式感。棨分為信與戟。棨信是絲質的信件，可以懸掛起來作為徽幟；槳戟為木質，官吏出行時可作為儀仗，這自然也是一般百姓所無福消受的了。

以上五花八門的傳信，是不是能看作身份證的濫觴呢？當然不能。傳信所針對的重點是“出入”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沒有人口流動，傳信便沒有了存在的必要，這與身份證的人身屬性有著本質區別。

為什么古代中國誕生了符牌、傳信這種類似于身份證的證件，卻沒有孕育出身份證制度呢？這個問題，倒是可以在古代戶籍制度的發展歷程中找到答案。

在古代君主眼中，人口只是活動的“財產”，統治者并不希望這一“財產”具有較強的流動性，而希望其和土地一樣便于計算、管理和利用。在這種視角下，戶籍制度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而與公民權利毫無關系。秦朝自商鞅變法后戶籍制度越加嚴格，每個人的戶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畫師所畫的“照身貼”。人口遷移時不辦理“更籍”手續即為“闌亡”，而“捕闌亡者”有賞——這之間的故事，倒與大航海時代美洲賞金獵人與逃亡奴隸之間的關系頗有幾分相似。

宣統元年（1909年），清朝頒布了《大清國籍條例》；后又以“憲政之進行無不以戶籍為根據”為由，“參考東西各國之良規”制定了《戶籍法》。當時的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洋人的地位高于華人，一些中國商人為了免受官府勒索欺壓，紛紛加入外籍以尋求庇護。這部《戶籍法》背后，實在是滿載著一個沒落王朝的血與淚。

清朝旋即滅亡，這部《戶籍法》也未來得及實施，但它在中國法制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在此之前，中國歷朝的戶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在此之后，戶籍制度漸漸成為公民權的象征，終于在民國時期孕育出了真正意義上的身份證制度。當然，民國歷史幾乎就是一部戰爭史，其戶籍制度與身份證制度也不免被打上明顯的戰時烙印。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非朝夕之功。身份證雖然輕巧，但它卻承載著中國幾千年的戶籍發展史，以及東西文化碰撞時那一段斑駁破碎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