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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選官標準與方式，大體經歷了夏商周三代依據血緣姻緣的世卿世祿制度、戰國秦朝依據軍功的官爵制度、漢代依據品行的察舉征辟、魏晉南北朝依據門第高低的九品中正制、隋唐以降依據官府考試的科舉制度五個階段，演進的原因既有時代政治經濟社會變化的原因，也有選官制度演進本身的內在邏輯。

夏商周三代的選官標準是血緣關系的遠近，夏商兩朝史料有闕，周朝則相對較詳備。武王克商后，受原始社會“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影響，因此，大搞宗法分封。史載周初分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七十一國中受封的非姬姓貴族，大都與姬姓聯姻，周朝達官貴人不是叔伯兄弟，就是甥舅表親，周禮把這一標準概括為“親親、尊尊”（要親近親屬，尊重在尊位的人）。訴訟首先考慮是否違反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在認為符合宗法制度之后，再來考慮罪行大小、損害輕重，決定刑罰裁量。《禮記·王制》說：“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當然，關于周朝是否實行貴族世卿世官制度，學界存有爭議。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在論述西周政治制度時說：“各種各樣的官吏，大都是世襲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楊寬著的《戰國史》在論及西周的官吏情況時也說：“在周王國和各諸侯國里，世襲的卿大夫便按照聲望和資歷來擔任官職，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這就是世卿、世祿制度。”另有一些學者不同意世卿世祿制推行于西周時代的說法。他們認為，《尚書·立政篇》載有周公闡述的西周時代的選官方針。在這篇文獻中，周公一再強調“自今后王立政”，要“俊(進)有德”，選拔“成德之彥”，擇用“吉士”“常人”，也就是選用有德有才的賢人，而不搞世卿世祿制。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世卿世祿制開始出現于春秋中后期。而在筆者看來，周朝去古未遠，沒有經歷過古希臘奴隸社會的三次社會大分工，氏族部落的外殼沒有掃除，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多種因素決定了周朝統治者必定選用自己的血親姻親之人管理國家，雖然周公也說過要選拔“成德之彥”，但這只是在血親姻親的小圈子里選拔相對有德有才的人，而非不論血緣關系遠近，不論是否沾親帶故，否則，戰國各國變法，廢除世卿世祿制度，任用客卿、立功人員，就無從談起。

但春秋戰國的事實告訴人們，周朝的世卿世祿制度存在無法避免的弊端，一是在爭權奪利方面，血親姻親貴族是不擇手段，隨時撕下溫情脈脈的親情關系的面紗，自相殘殺；二是生而富貴，不思進取，能力低下。正如李斯所言，“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后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史記·秦始皇本紀》）。

血緣姻緣靠不住，戰國便轉變為以軍功、事功為標準選拔官吏。春秋時期晉國滅公族、按功行賞，開風氣之先。到了戰國，魏國李悝提出“食有勞而祿有功”，韓國申不害創立了一套“循功勞，視次第”的任官制度，規定“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齊國威王也選賢任能，因功授官，封賞功效卓著的即墨大夫，烹殺逢迎取譽的阿大夫；楚吳起變法，“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減百吏之祿秩”，秦國“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新的軍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祿及身而止，不再傳給子孫的新官僚和一批軍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軍事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

但按照軍功授官予爵制度適用于戰爭年代，不適合于和平建設年代。到了漢代，軍功爵制逐漸變質，由最初的反對世襲，逐漸變成了世襲。

因為世襲制度不會帶來社會的發展活力，所以到了漢代，便實行主要依據品行標準的察舉征辟。察舉即選拔，是一種由下而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察舉制，初期以“鄉舉里選”為依據，注重鄉里輿論對某位士人德才評判的權威性。征辟是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與公府、州郡辟除兩種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與聘召的方式，選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學兼優的人士，或備顧問，或委任政事。察舉、征辟雖然方式不同，但標準都是所謂的品行。大量事實表明，道德品行須出自覺自愿，沒有功利引誘，道德品行一旦功利化，即會變質。漢代把道德品行與做官相聯系，最后就出現察舉者以私意取人，“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以及士人虛偽投機，“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培養了一批偽君子。

依據道德品行的察舉征辟制度不行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就采取了依據門第高低的九品中正制。即由各州郡分別推選大中正一人，所推舉大中正必為在中央任職官員且德名俱高者，大中正再產生小中正。中正，就是掌管對某一地區人物進行品評的負責人，九品中正制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晉以后完全以家世來定品級。出身寒門者行狀評語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門者行狀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主要依據門第高低選拔官員的九品中正制，到了后來成了壓抑、埋沒人才的等級制度，因此，它必然被依據考試成績為主要標準的科舉制度所代替。科舉制度從隋代開始實行，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科舉考試標準相對最為客觀，所以它能行之1298年，且對歐洲文官制度的產生產生了較大影響。但它到了明清時期的“八股取士”，各種規定僵硬死板，命題內容狹窄，限制了人們的思想，丟棄了經世致用的傳統。

從依據血緣姻緣任官、到軍功賜爵授官、又到品行察舉征辟、再到門第高低授官，最后到科舉考試任官，追求任官標準的客觀化、可量化，防止任人唯親、高下由心，則是貫穿古代幾千年來選拔官員歷史的一根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