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有不少人抨擊諸葛亮壓抑、排斥、打擊另一位被劉備托孤的大臣李嚴。有人甚至說，李嚴被廢是蜀漢最大的疑案之一，是諸葛亮玩弄權術排斥異己的結果。實事果真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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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國志·李嚴傳》看，李嚴的人品和犯罪事實清清楚楚，他卑鄙自私，貪婪自大，名利心重，對人苛刻，難于相處，對國家缺乏應有的忠誠度，受到懲處完全是咎由自取。相反，從諸葛亮對李嚴的懲處過程來看，諸葛亮真正做到了“水鏡無私”。正如東晉著名史學家習鑿齒所說，“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丑者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即水平正，歪斜的物體就會以此為準，鏡明亮，丑陋的人面對它也不會發怒。水平、鏡明，所以能使萬物無怨恨，原因是“水鏡無私”。諸葛亮善于運用刑罰，自秦、漢以來，還沒有過這樣的人。

先來客觀分析一下李嚴被劉備托孤的情況。《李嚴傳》載，“章武二年，先主征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詔輔少主。”《先主傳》載：“先主病篤，讬孤于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

綜上可以看出，劉備托孤的人事安排確實是“亮正嚴副”，劉備托孤之后，全權負責蜀漢的一直是諸葛亮，李嚴只是偏居一隅，事事都得聽從諸葛亮的安排，從來都沒能與諸葛亮并列，也不能與諸葛亮相抗衡。

但是，李嚴卻沒能正確認識自己的地位與作用，總想利用“托孤大臣”的身份，為自己撈取更多的好處。《李嚴傳》載，“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讬，憂深責重，思得良伴。’”即我與諸葛亮一同接受先主的囑托，深憂責任重大，很想得到好的伙伴。強調自己與諸葛亮都是托孤大臣，透露出想拉攏孟達擴充實力，妄圖與諸葛亮平起平坐，進而要地位要待遇之念。后來，隨著蜀漢局勢穩定下來，李嚴沒有獲得與諸葛亮相等的權勢，隨即心生怨恨，開始對諸葛亮不滿，在策令上跟諸葛亮擰著干，有三件事最為嚴重：

一是諸葛亮逐漸掌控蜀漢全局之后，李嚴竟勸諸葛亮“加九錫”。“加九錫”是晉封為王之前的一個標志性步驟，是權臣明確表露篡位奪權決心的所謂“禮節”。諸葛亮當然對此無比反感，但他為團結蜀漢各方力量，還是忍了，只是對李嚴加以駁斥。李嚴同鄉、尚書令陳震暗示其心術不正，可能會制造事端。諸葛亮認為“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表示對李嚴要安撫和褒獎，與李嚴還是可以相忍為國、并肩合作的。

二是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準備北伐的時候，派李嚴鎮守漢中，李嚴不僅不去，還想讓諸葛亮設立巴州，并且劃五個郡給他，任命他為巴州刺史，企圖獨霸一方為大。諸葛亮駁回了李嚴的要求。建興八年（公元230年），曹魏大司馬曹真準備三路進逼漢中，為加強漢中防務，諸葛亮要求李嚴率兩萬人趕赴漢中阻擊敵軍。李嚴不滿被調離江州，在私下對人說司馬懿等已經設置了官署職位來誘降他。諸葛亮知其借機要官，于是上表升李嚴為驃騎將軍，又表其子李豐接替江州防務。李嚴這才愿意北上漢中。

三是建興九年（公元231年）春，諸葛亮出兵祁山，李嚴負責督運糧草。正逢陰雨連綿，糧草運輸供應不上，李嚴派人傳話給諸葛亮，讓他撤軍，諸葛亮答應退兵。當李嚴聽說軍隊已撤退，又故作驚訝說：“軍糧充裕，怎么又退軍呢！”以此推卸自己督辦糧草不力的責任。諸葛亮將李嚴的前后文書原本手跡遞上去，李嚴辭窮理屈，只得叩頭認罪。

諸葛亮將上述事件上表劉禪，指出李嚴：“自從先帝去世后，李嚴所致力的是擴充自家的財產，喜歡施小恩小惠，安身求名，不憂慮國家的事情……允許其滯留下去而不予解決，可能會招致嚴重后果。”于是，罷免李嚴的一切職務，作為平常百姓遷至梓潼郡。

諸葛亮對于李嚴的處罰，真可謂“水鏡無私”。

一是處罰適中，不偏不倚。北伐曹魏、恢復漢室，是蜀國的既定國策，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凡危害北伐大業的人，都必將受到嚴厲懲處。馬謖失守街亭，造成蜀軍潰敗，諸葛亮揮淚將其斬首。李嚴謊報軍情，導致蜀軍無奈撤回，在之前諸葛亮的四次北伐當中，此役戰果最為顯著，卻硬是叫李嚴給毀掉了。但考慮到李嚴的行為，還沒有像馬謖那樣造成蜀軍潰敗與重大損失，另外，李嚴畢竟是劉備指定的副托孤大臣，處罰過重不利于團結，諸葛亮便沒有要李嚴的命，只是將其削職為民予以流放。

二是不搞株連，罰賞分明。按理說，根據李嚴所犯罪行，誅殺李嚴及其九族都是理所當然的。然而，諸葛亮不僅留了李嚴一命，更沒有為難他的族人，還破例升了李嚴的兒子李豐的官職，任命其為江州都督，實際上就是繼承了李嚴原來的官職。實踐證明李豐還是十分稱職的。諸葛亮不是出以公心如何能做到如此！

三是執法有情，受罰者不怨。諸葛亮處理完李嚴一案后，還給李豐寫了長信，希望李豐寬慰父親要經常反省，這樣失去的官位還可以復得，鼓勵李豐專心為蜀漢效力。信的最后，諸葛亮深情寫道，“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嘆，涕泣而已。”正如清代李光地《榕村語錄》所講，“武侯立法甚嚴，自律極謹，而權于人情，又極寬明，是為情面即直說，無復遮護。”李豐將這信交給其父，李嚴從中看到諸葛亮的誠意，終于理解了諸葛亮的良苦用心，心中燃起了會再被起用的希望。以致后來，當李嚴聽到諸葛亮病逝時，悲嘆再也沒有如諸葛亮這樣有胸懷和誠意的人了，自己從此失去被起用的機會，竟激憤發病而死。宋代蘇轍讀到《蜀志》中這段時，很是感慨，寫道：“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他認為武侯是公和剛相與并行的典范，所以能深服天下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