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伊始就全面加強反貪制度建設，明太祖朱元璋借鑒元朝滅亡的歷史教訓，推行“重典治吏”的反貪制度，對官員實施嚴格規制，形成了良好的清廉風氣，《明史·循吏傳》載：“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重典治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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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朱元璋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頒行《大明律》。《大明律》以唐朝法律為藍本，較為系統地對官員貪污犯罪進行法律規制。《大明律》專設“六贓”罪名，即，監守盜（貪污自己經管的公家財物）、常人盜（監臨主守以外的其他官員或一般人盜取倉庫錢糧等物）、受財枉法（官員收受賄賂，并對行賄人枉判）、竊盜（將公私財物據為己有）、受財不枉法（官員收受賄賂，沒有對行賄人枉判）、坐贓（官員收取不當財物）六種非法侵占財產的犯罪，要求官員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謀取私利或貪贓枉法的行為。

《大明律·刑律》專設《受贓》一卷，11條，以專門律條的形式，詳細地明確了官員貪污受賄行為的構成要素、基本特征以及相應的定罪量刑標準，與前朝相比均處罰加重，規定立即除名，永不錄用， “凡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官追奪除名，吏罷役，俱不敘”。對于貪污受賄的監察官員，參照一般官員犯罪，加重處罰，“凡風憲官吏（監察官）受財……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

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時，為加強吏治，懲戒百官，朱元璋編定頒布了四編《大誥》，規定了官員的行為規則和違反法律的后果，而且多數法令有具體量刑標準，實際上是一部專門針對官員貪污犯罪的規章制度匯編。同時，朱元璋命令 “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所在臣民，熟觀為戒”，重視《大誥》法律知識的有效普及。

明朝對官員貪污案件，嚴格執法，無論涉及皇親國戚，抑或平民百姓，一律嚴懲不貸。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戶部侍郎郭恒與北平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趙全德等人侵占巨額官糧達2400萬石，遭監察御史余敏、丁廷舉揭發舉報，朱元璋下令徹查，數百位官員被處死，涉及案件的其他官員以及地主豪強數萬人，或貪污，或受賄，皆重刑治罪，繩之以法。同時明朝對皇親國戚貪污違法犯罪，絕不手軟。洪武三十年（1397年），駙馬歐陽倫巡視四川、陜西，借機走私茶葉出境，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將駙馬賜死。明朝以重典治吏，不徇私情，起到了震懾貪污、警示百官的作用。

監察百官

在繼承發展歷代王朝監察制度的基礎之上，明朝建立了一系列監察制度，從中央到地方，遠轉靈活、成效顯著。在中央層面上，設置督察院，主管國家監察政務，主要負責對全國文武百官的監察，監督刑部、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機關的審判事務。同時還創設六科（吏科、戶科、禮科、兵科、刑科、工科）監察組織，設六科給事中，專門負責對六部及各院、寺、監等國家政務部門官員的監察，極大地提高了監察效能。在地方層面上，根據行政區劃，分設十三道巡按御史，巡按御史是中央都察院的外派機構，直接受皇帝的管理，監察地方官員的違法犯罪行為，其級別雖為正七品，但位卑權重，起到了巡視地方、監察百官的作用。

明朝還對監察官員自身權力進行法律化約束，頒布了大量的監察詔令，對各級監察機關的職權范圍、運行規則等作出明確的法律規定，最終形成以《憲綱條例》為主要內容的專門化監察規章。《憲綱條例》詳細規定監察官員所遵守的監察工作程序和工作紀律，以及監察官員的違法不職行為的處罰規定。例如要求監察官員不許請托說請公事，干擾政務實施，違反者加重處罰，《大明會典》載“凡都察院官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吏人等，不許于各衙門囑托公事。違者比常人加三等”。

政府鼓勵普通民眾監督官員，允許百姓舉報貪官罪行，《大誥》規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財，許境內諸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連名赴京狀奏，備陳有司”。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江蘇常熟縣百姓陳壽六等三人，將貪污害民的知縣顧英綁縛押解京城，獲得朱元璋的賞賜，成為民眾監督地方官員的典型案例。

旌表廉吏

加強官吏的日常管理與廉政教育，也是明朝反貪制度的重要內容。明朝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核制度，官員考核分兩種，一種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以下各級官員，六年一次；一種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員，也被稱為“大計”。明代以京察外察的方式，考核官員日常行政能力與政績，其中，為政清廉是評定考察標準、確定賞罰的重要內容。

重視官員的廉政思想教育，以此營造廉潔的社會風氣。明朝皇帝在諭旨中，經常勸勉群臣要以廉政為做官之本，州縣的官員出任地方以及進京朝覲時，朱元璋一般會親自接見，勸勉他們約己愛民，做一個百姓愛戴的清官廉吏，所謂“天下始定，民財力俱困，要在休養安息，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勉之”。

在進行廉政教育的同時，重視對清廉官員的提拔和獎勵。因金華知縣王興宗清廉能事，朱元璋破格提拔至蘇州知府，并親自召見獎勵清官濟寧知府方克勤。浙江嘉興府王升以家信的形式勸勉其子王軫，“凡事須清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為念”，朱元璋將其家書刊布天下，作為廉政的典范。

賞賜“養廉”錢物，期望官員廉潔為官。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詔書“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然后可責其成功。定制：自今除府州縣官，賜白金十兩，布六匹”，賞賜新任地方官員錢財、布匹，用以養廉。同時，還賞賜官員“養廉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賜百官公田”，勸勉官員廉潔為政。

在基層建具有申明教化作用的“申明亭”，刊布貪賄官員的姓名及罪行，進行反貪宣傳。同時，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也注重批判、揭露貪官污吏的惡行，如馮夢龍《喻世明言》第四十卷中，描寫了嘉靖年間貪污宰相嚴嵩和其子嚴世蕃的累累惡行以及最后受到的法律制裁，起到了懲惡揚善的宣傳作用。

以史為鑒，鑒古知今，正確認識明朝反貪制度的歷史價值，對當代廉政建設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